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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维度看东西方文化差异 吉尔特霍夫斯塔德是荷兰的一位心理学家和人类学家，尤其是在跨文化研究方面的成就方面。1980年, 霍夫斯塔德在调查了诸如IBM等公司遍布全球七十多个国家的十多万名员工的实验数据的基础上, 提出了四个文化维度的理论。该理论认为不同国家和地区可以被分成不同的文化板块, 它们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影响着这些文化板块内社会及其个体的行为方式, 而且这些文化板块的区分是长久存在的 一、 从黄月飞,红字了本中国体育文化的长期方向 长期方向指人们对待时间的态度, 即社会传统和社会价值存在的时间长短, 表现为社会群体为了实现目标趋向于长期投入还是短期投入。在该指数高的国家, 人们更强调长期承诺, 尊重传统, 重视长远利益, 注重“面子”, 喜欢做长远规划, 把坚韧和节俭作为重要美德;而在该指数低的国家, 人们注重当前享受, 不愿为了将来而牺牲现在, 把成绩的取得更多地与运气联系起来, 习惯于做短期规划, 期望马上获得成效, 即使这种成效是短期的。 在中国, 长期努力而取得的成就更加让人尊重。即使一个运动员生而具有明显的身体优势, 媒体也会更多地报道他训练的刻苦。当他获得金牌, 关于他的报道往往是他从小就是一个乖小孩, 他成长中的许多小事都会成为花絮, 并认为他所赢得的金牌都与这些小事件存在某种质与量的联系。同时, 他们也认为没有什么不可以通过持续努力而改变, “愚公移山”“铁棒磨成针”的传说代代流传。长期努力已成为中国传统美德之一。相反, 对于同样的成就, 美国人则会更多地联想到运动员的运气。 有趣的是, 中国运动员一旦成功则很可能停止上述努力, 立刻“刀枪入库”, 他们把这种文化称作“激流勇退”。中国著名运动员往往很年青就选择退役, 平均退役年龄比美国运动员早很多。一战成名则终生荣辱定。但这种“见好就收”的文化与其长期方向指数并不矛盾, 对于中国运动员来说, 一两次关键赛事的成绩决定其一生的命运。只要拿了奥运金牌就意味着他们不但会立即得到一笔奖金, 在余下的人生中也将会拥有一个优越的职位 (一份带编制的工作和稳定的收入) 。对于他们来说, 这种荣誉是长期的乃至终生的。正是因为这样, 短道速滑队运动员王濛及其队友在丽江旅游期间与其它游客发生冲突, 在警察赶到时王濛质问警察“你知道我是人大代表吗?知道我们都是世界冠军吗?”在她的话语中人大代表和世界冠军两者是联系在一起的。后经证实, 王濛刚刚当选黑龙江省政协委员而非人大代表。在王的头脑中, 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属于同一认知范畴, 即一种比较高端的职业安排。在中国, 著名运动员退役后进入国家或其所在省份、城市的人民代表大会或政治协商会议工作是一种普遍情况。相比短期经济利益, 如奖金、奖房, 这种政治地位所带来的利益更加深远和长久。王濛这句话正好反映了中国体育文化的长期方向价值观。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人们努力追求成功的动因主要来自于社会定位的驱动。“成就, 常常被用来作为一种‘工具’, 以此来达到荣耀家庭、国家或改善个人社会与经济状态的目的” 二、 中方体验者的辈份规范 权力距离是指权力和地位在一个社会内部分配的平均程度、社会对于不平等性的容忍度以及人们对于自己社会地位的接受程度。权力距离指数反映了一个国家中人们的依赖 (弱权一方对威权一方的依赖) 程度 中国体育界的权力距离指数要高于美国体育界。以国家体育总局为核心的中国体育管理机构等级更加分明, 具有更多的权力距离因素, 其中的工作人员也有严格的级别之分。运动员在同一个教练员门下训练, 也有家庭似的详细辈份之分。教练被称作“师父”, 上面还有师祖。平辈的有大师兄、二师兄。即使运动员赢得了世界冠军, 他还得遵守这样的辈份规矩, 否则便会面临强大的舆论压力。中国有句话叫做“豆芽长到天高还是下饭菜”, 虽然这已经是老习俗了, 但这种文化的影响是长久的。而美国运动员是以一个独立的个体为活动单位, 在训练和比赛中通常是自己选择和聘请教练, 因此权力距离指数要低得多。 在这样一种高权力距离指数的环境下, 体育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体育本身。中国人擅于把体育作为建立关系的手段之一。在两个熟识的人之间对弈时, 出于礼貌通常会让年长或等级较高的一方执黑先行, 虽然根据计子规则黑白双方最后并无多少便宜。机关单位内部的乒乓球比赛中, 低级官员与高级官员打球时必然不是简单地尽情发挥, 而要表现出更多的尊敬之情。权力和距离因素在中国民间体育中俯拾皆是。 中国运动员需要努力在这样一个高权力距离指数的环境之中寻找一个合适的位置。体育主管部门训练运动员的第一课就是教他们学会服从, 比赛奖金和广告收入由主管部门分配。这种文化维度的影响是长期而深远的, 已经闻名世界网坛、能说一口流利英语的李娜同样不能置之度外。2009年她选择了离开国家队“单飞”, 自主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