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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故意认定中的类型化问题 一、 提出问题 认定犯罪故意行为，即故意行为与犯罪故意行为（间接故意和理解错误）。 二、 故意和过失是归责问题 犯罪构成事实可以分为两类:客观性事实和主观性事实。行为和结果属于客观性事实,在客观上就能获得完全的检验,如盗窃、诈骗的行为,轻伤、重伤、死亡的结果,对这类事实的认识存在可检验的外在标准。故意和过失属于主观性事实,行为人行为时的所知所欲蕴藏于其内心的世界,是发生在过去的事件,因而无法固定,亦不存在评价的外在标准,只能透过外部的主客观事实加以综合观察,其中不免会加入观察者自身和社会的评价标准。因此,对故意和过失这类主观性事实的认识势必是不完全的。在不能确信被告都会完全真实供述的前提下,司法实践中,当主观心态认定存疑,即故意过失难以分辨时,控方基于追诉犯罪的需要,大多会“有罪推定”,倾向性地认为存在故意。 案例1:驾车撞人案 左某驾驶大货车行驶时,因车轮上的泥土弄脏道路而被某市政建设公司保洁养护工熊某、徐某、李某三人拦下。双方发生争吵后,左某欲驾车离开而向前行驶,熊某等人即在车前拦阻。此时,徐某离开车辆欲用垃圾车来挡住该车,左某误以为在车子右侧的熊某亦已离开车辆,而仅剩在车头左侧跟着车辆奔跑的李某,遂继续慢速行进,在行进中将熊某撞倒而致其死亡。本案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是故意杀人罪,其理由是:被告人作为一名驾驶员,明知车前有人阻拦的情况下强行开车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后果,仍有意放任,构成间接故意杀人。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人左某主观上没有放任危害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其行为属过于自信的过失,已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 案例2:推搡致伤案 被告人孙某在菜场摆设摊位时,与被害人许某因摊位的归属发生争执,后双方互相倒对方的菜盆,当许某去倒孙某的菜盆时,被告人孙某便推了许某一把,致许某侧身倒地并左手着地后左手指受伤。后经某公安分局法医鉴定,许某的伤势已构成轻伤(偏轻)。一审法院做出无罪判决后,检察机关继续以故意伤害罪抗诉。 故意的认定在实体法的最终意义上是归责问题。罗克辛教授着眼于故意和过失刑事可罚性的差异,并由此发展出决定理论,认为故意成立需要同时具备认识和意志的因素,故意和过失之间不仅表明不法与否的差异,更表明重大的罪责差异,做成可能侵害法益的决定,较之相信(尽管是轻率的)结果不会发生的人,具有更为严重的违反规范的态度。 德国刑法上有一则著名的判例。 案例3:空手道攻袭案 一位受过训练的空手道者,受委托照顾朋友刚满一岁的儿子,在小孩哭闹不止时,一怒之下,以出手袭击其额头或者使其头部撞击硬物的方式,造成其头部受创。但行为人随后即予以喂食,后来又基于相同原因再度发怒,以手刀至少一次用力攻击被害人后脑勺与太阳穴的部位,被害人不久死亡。 德国联邦最高法院以“心理梗阻理论”处理这一类区分杀人故意与伤害故意的疑难案件,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应该会认真而明确地相信结果不至于发生,因为在杀人故意之前矗立着一道不易跨越的心理障碍,而伤害故意的心理障碍较低。 三、 思维的转变：通过类比解决故意识别问题 (一) 利益平衡不同 在刑法的思维中,界定故意是采取概念的方法,为故意下一个统一的定义。我国《刑法》第14条规定的犯罪故意,是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这种定义的方式本身或许没有什么问题,然而裁判者在具体的事实认定时却会遇到适用上的困境。处于通说地位的见解进一步解释,间接故意的“放任危害结果发生”,既不是积极追求、希望这种结果发生,也不是希望这种结果不发生,而是对危害结果的发生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发生了危害结果,并不违背行为人的本意;没有发生危害结果,也不违背行为人的本意。 案例4:表哥捂死表弟案 甲与乙系表兄弟,甲19岁,乙9岁。二人在院中玩水枪,后又到房间嬉闹,甲觉得自己玩水枪的时候吃了亏,就在玩闹的时候用被子蒙住乙的头,蒙了有几分钟,后见乙渐渐不再动弹才松手,乙窒息而死。这一则死刑复核案件,历经一审、二审、复核审,并由四位著名学者出具专家意见书,中间共有十余名法官学者阐释各自观点,结论亦未统一,仍在间接故意杀人与过于自信的过失致人死亡之间徘徊。 案例5:山顶滚石案 甲乙二人站在山顶,见山下有一老人,甲对乙说:“你说将这块石头推下去能否砸着那老头?”乙说:“哪有这么巧?”于是二人合力将一块石头推滚下山,结果将老人砸死。这是一则经典的教学案例,案情本身并不复杂但却颇具代表性,在不同学者的教科书中都有所涉及,结论却迥异。 在这两个案件中,行为人对死亡结果是否“听之任之”,死亡结果的发生是否“违背本意”,可谓见仁见智,从具体的案情描述上看,也确实存在两难的判断。 理性和务实的做法,是通过方法的转换,实现“犯罪主观要件的证明在实体法和程序法上的联接” 类型思考是让类型的构成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