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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隐私权保护模式比较研究 作为现代社会的新品种，隐私起源于美国。然而，遵守法律法规的英美国的隐私保护方式不同，有不同的方法，也有自己的地方特色。目前, 我国学界对脱胎于英美法的隐私权大都作为一个整体性的概念理解和诠释, 疏于在不同国别环境下的具体把握。其实, 在实证法意义上, 统一的隐私权的概念并不当然存在。即使在美国, 对于隐私权的界定, 也存在普罗瑟教授的“分散的隐私权” 一、 英美法传统下的侵权救济 隐私权是一个典型的英美法上的概念。隐私权滥觞于经济发达而较早步入丰裕社会的美国。公认的隐私权的真正确立始于美国学者沃伦和布兰代斯1890年在《哈佛法学评论》 (第四期) 发表的《隐私权》一文。该文认为由于文明进化, 在紧张复杂的社会生活压力下, 人们对公开变得敏感, 此种法益有法律保护之必要。个人人身与财产受普通法的保护, 该原则历史悠久, 据此, 普通法必须与时俱进, 将隐私权纳入其保护范围。布兰代斯嗣后成为联邦最高法院法官, 对其隐私权理论更是不遗余力地推而广之, 在与另一位最高法院法官道格拉斯等的一道推动下, 美国最高法院终于承认, 美国宪法第一、第四、第五修正案是隐私权的法律渊源。在《隐私权》一文发表仅15年后, 1905年的派维斯奇诉新英格兰生命保险公司案 (Pavesich v. New England Life Ins.Co.) 中, 佐治亚州高等法院援引自然权利的观念, 认为“个人可以决定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展现他自己, 这是自由权的一部分”, 判决被告侵犯了受害人的隐私权。Pavesich案是第一个正式保护隐私权的案件。自此, 随着大众传媒的兴盛和信息技术的发展, 隐私权相关规则日益发达, 为古老的英美法带来了新时代的挑战, 同时也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英美法中, 针对于侵害个人隐私所采取的司法救济主要包括: ( 受害人就其隐私受侵害而产生的尴尬、羞耻等精神痛苦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被告在侵害原告的隐私权之后的行为可能影响赔偿数额的计算, 如果被告人及时撤回有关报道或向原告刊发道歉声明, 法院可能减少赔偿数额。假如原告没有就被告的违法行为蒙受实质性的伤害, 法院往往判决象征性的赔偿。此外, 在侵害隐私的案件中, 惩罚性赔偿可能被考虑, 以便将加害人因故意侵害他人隐私所得的额外利润纳入损害赔偿的范围, 例如媒体故意报道他人隐私以增加销量的行为。 ( 禁令为衡平法上的救济方式。根据衡平法上的“洁手原则”, 适用衡平法救济规则, 请求人必须自身清白且公正行事, 且法院对于是否发布禁令拥有自由裁量权。禁令是法院发布的一项命令, 强制当事人不得进行某种行为, 对于保护隐私权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受害人注重的是侵扰或公开隐私的行为预防和终止, 而非隐私被侵犯后的损害赔偿, 一旦个人隐私被公开, 便永远不能恢复原状, 消除公众知晓的事实, 从这个角度而言, 损害赔偿的功能是有限的。 ( 返还所得利润是衡平法下的一种救济, 受害人可以据此取回被告人由其违法行为而获得的利润, 其目的在于恢复原状, 消除不当得利, 而不是在于补偿或惩罚。在英美法传统上, 恢复原状是由准合同 (Quasi Contract) 之诉实现的。准合同是英美法系衡平法的概念, 意思为“所得不应多于应得”。恢复原状在英美法上属于与合同法、财产法相并列的独立的返还法范畴。在被告因侵权而得利的情形下, 法院可以责令被告就其违法所得利润整理一份账目, 然后向原告人支付所得纯利 英美法有其独特的令状救济的判例法传统, 正如没有形成统一的侵权行为的概念一样, 普通法中也始终没有统一的人格权概念, 有关隐私、姓名、肖像等人格利益的保护分别依相应的诉因来进行。关于个人隐私的保护如何纳入古老的普通法传统, 美、英、加拿大等不同英美法系国家基于历史原因和制度背景, 其切入的路径也不尽相同, 从而形成了不同的个人隐私保护模式。 二、 美国：一种基于隐私的诉讼 在美国, 作为一项新的侵权行为类型, 隐私权的发展是由两个车轮共同推动的:即宪法学说的发展和普通法上侵犯隐私权类型的创设。 第二,宪法的保护 美国的法律体系直到19世纪末才开始明确承认隐私权, 认为隐私权的价值蕴含在宪法权利法案之中。如宪法第一修正案中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集会自由的权利;第三修正案中的阻止军队在私人住宅中宿营的权利;第四修正案中的不受不合理的搜查的权利, 以及第五修正案中拒绝自证其罪的权利。这些权利既是宪法原则, 同时也保护了个人隐私。美国最早的关于信息的隐私权裁决是以宪法“拒绝非法搜查”条款为依据的, 其主旨在于排除国家公权力的侵害。例如, 1928年, 因违反禁酒法的嫌疑遭到电话监听的Imstead vs United States案, 联邦最高法院法官布兰代斯即表示, “凡对于侵犯个人隐私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