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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肖申克的救赎》中的自由主题 在电影中，杨迪进入监狱后的工作可以概括为五种主要形式：第一，工厂里的集体工作。这是瑞德主要参与的劳动形式,他和狱友不止一次出现在监狱的木工厂里。第二种,洗衣房的集体劳动,这是安迪刚入狱时的劳动形式。洗衣服这一劳动内容使他的劳动在修辞的意义上具有某种阴柔的、女性化的特质,与他被同性恋者骚扰的经历相对应。第三种,“外派劳动”,即监狱中的少量囚犯被委派到监外参加的劳动,这也是安迪的劳动从体力转向脑力的开始。第四种,个人税务和理财顾问的劳动。安迪作为精通金融、税务、法律知识的专业人士的价值开始得到展现。正是在这个环节中,他的角色也开始显露出如《圣经·出埃及记》中约瑟的那种原型意味。他为之服务的典狱长既是监狱这一体制的掌控者,也是一位至高无上的“法老”。第五种,“洗钱专家”的劳动。当安迪成为专门为典狱长一人的渎职与犯罪服务的“黑手”时,他是一个从事非法活动的“代理人”。他整理黑钱账目,并通过股票、证券、市政公债把钱漂白。为了洗钱的需要,他伪造了一个不存在的人——兰道·史蒂文斯(Randall Stevens)。这个假名的姓氏很可能是根据布鲁克斯图书馆藏书《金银岛》的作者斯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的姓氏编造出来的,这种编造和小说家利用想象和书写所进行的“编造”同样是富于创造性的。相应地,这个史蒂文斯也只存在于文件和纸张资料中,他拥有出生证、驾照、社会保险编号,但从未以实体的形象露面。此外,电影里还存在一种“集体外役劳动计划”,即通过狱方安排的大批囚犯进行的修建公共基础设施的劳动。典狱长宣称此类劳动形式将使囚犯学到“诚实劳动的价值”,并且政府方面只需要付出最少成本。本雅明曾引用马克思的观点,他认为《资本论》“提出了‘特殊的商品所有者种族’的概念,以此指代无产阶级” 与安迪相比,他的黑人狱友瑞德明确参与过第一、第三种劳动,也曾在安迪进行第四种劳动时作为帮手出现。但剧情里瑞德主要的营生则是“代购”商品,并依靠20% 的提成来肯定自己的价值。一把奇石店里卖七美元的鹤嘴锄,他在监狱里卖十美元。他是有别于安迪的另一种“代理人”。为狱友代购商品必须承担的风险使他成为监狱中的一个探险者,而提成的存在使他又像一个“食利者”。 安迪对《圣经》的引用与诠释 监狱图书室的建立和发展代表了囚徒生活中与劳动相对存在的一种状态——闲暇。阅读图书是使用闲暇时间的一种方式,也是囚徒劳动力再生产的手段。电影中提及的书籍中,只有《圣经》从未出现在监狱图书室或图书馆里,却又无处不在。《圣经》是电影刚开始就被提及的一本书。《肖申克的救赎》第一个有关监狱“体制”的场景是典狱长向新囚犯们介绍在“他的监狱”必须遵守的规矩。他的开场白也是这部电影中监狱体制本身的自我剖白,它标明了从肉体到精神的整体性禁锢是如何发生的。表面上,典狱长言明的规矩只有一条(“不可渎神,不可滥呼上主之名”)。他要求新来的囚犯遵守这一条,并逐步学习其他规矩。紧接着,他的手下海利则以狱卒式的暴力说明了所谓“其他规矩”无非是“唯命是从”而已。值得注意的是,典狱长在这个场景里是手握《圣经》说出他的规则的,并视《圣经》为狱中生活的必需品,而新囚犯洗澡后首先领取的两样东西正是囚服和《圣经》。典狱长宣称自己笃信“纪律”和《圣经》,囚犯们需要做的是“将你们的信仰寄托给神,而你们的贱命则托付给我”。这句话包含了现实和意识形态的双重枷锁,《圣经》被典狱长视作监狱体制的重要支撑。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意识形态是一种寄托于宗教话语和媒介形式且富于欺骗性的假象,制造和传播它的目的是维护某种生产关系。《圣经》经文中倡导忍耐和服从的内容被典狱长利用并转化为树立他自身权威的根据,这形成了一种刻意为之的蒙蔽,并与借助暴力的管理方式相配合,共同维系着监狱体制下的权力关系。法国思想家路易·阿尔都塞曾对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进行补充和修正,认为意识形态是社会关系的想象再现,也是劳动力及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必要条件和保障。 但与此同时,《圣经》的意识形态价值还具体存在于它被引用和运用的方式之中,这决定了《圣经》的使用者如何进行引导、训诫和(自我)治理。这一点同样可以支持对《肖申克的救赎》中监狱体制的探讨,因为安迪和典狱长在文化上的主要分歧即在于他们对《圣经》的不同运用与诠释。《圣经》在典狱长的解释和运用中代表了与作为暴力国家机器的监狱相配合而存在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它为体制提供了合法化论述。而在安迪的运用中,《圣经》则保存了希望和自由的种子。典狱长和安迪在囚房的对话过程中,分别引用了《圣经》进行了沟通,这代表了两人对这一宗教经典的熟悉程度,某种意义上也是他们受教育程度的标志。安迪引用的是《马可福音》里的句子:“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家主何时来。”典狱长引用了《约翰福音》里的句子:“我是世界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