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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非法人组织的主体泛化 一、 ．非法人组织法的再解释 《民法典》确立了非法人组织的概念及其具体规定（第102条至第108条），打破了《民法典》的二元实体结构。《民法典》根据上述规定完成。非法人组作为第三民事主体正式进入法律教育和理论研究的视野。相较于自然人（第13条至第56条）、法人（第57条至第101条）的法条规模，配置给非法人组织的法条仅寥寥七条。当然，条文数量不决定立法质量，核心仍在此七条是否足以支撑非法人组织规范的理性架构。其中，首要、也最值得重视的是第102条，该条给出了非法人组织的内涵和外延，却均属不明就里：就内涵而言，该条第1款采用的是“‘甲或非甲’之套套逻辑”， 内涵不清、外延不明，第三民事主体不可避免地走向主体泛化，表现为：(1)“法人”与“非法人组织”系属概念周延，这是否意味只要不构成法人的其他一切组织均构成非法人组织，诸如老乡会、合唱队、工会，甚至夫妻？(2)与此同时，三种法定的非法人组织类型也已面临质疑，例如有学者在详细分析民事合伙不具有组织性之后，即指出“将合伙企业纳入非法人组织的范畴是错误的”； 自《民法总则》创设非法人组织制度以来，对其一般规则及类型化研究，颇呈井喷之势。就一般规则而言，既有研究聚焦于民事权利能力制度对于非法人组织是否以及如何适用，进而旁及争论德国法上的权利能力相对性理论是否值得借鉴； 就具体进路而言，与既有研究相同，本文亦认可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制度同样适用于第三民事主体，但认为应当予以必要的重述，以为非法人组织提供与自然人、法人同等的教义学基础；与既有研究不同的是，本文认为相较于德国法上的权利能力相对性理论，去掉日耳曼法因素之后的合手原理更值镜鉴，尤其后者曾给出法人之外组织形式清晰的内部结构；而前述自然法进路与比较法进路，又因法律实证主义得以并轨，整个主体法将贯穿一种纯粹的意志主义，非法人组织意志得以系统性地区隔于自然人、法人，从而使得非法人组织法具备供给制度增量的可能。以下行文，即循此路径。 二、 权利能力：“民事主体资格”的概念证 国内对于权利能力概念的文献处理，已然蔚为大观，不为赘述。其中，一个基本的倾向是将其与主体概念（或抽象的主体资格）等同。就最新文献而言，有学者通过考证，指出德国民法创制“权利能力”的根本目的在于使团体取得民事主体资格，“如此一来……团体与自然人便在‘权利能力’即‘民事主体资格’的屋檐下找到了共同栖身、和谐相处的家园”。 概念生成的考据是必要的，但不是概念正当性之全部。相反，概念的生命在于识别，概念应当在使用中活化、生长，尤其应当与邻近概念比照、协同，方能提高概念尤其是法律概念的规范效力。“权利能力”概念的考证，多少已经有些莫衷一是，且不能排除即便德国法学理上也存在倒因为果现象的可能性。而对“非法人组织是否具有权利能力”的命题而言，既有考证的弊端又在于将权利能力与主体、主体资格、人格等概念抽象地划上了等号，如此，相关论证不仅容易同义反复（比如，因为民法典规定非法人组织具有主体资格，所以非法人组织具有权利能力）， 拙见以为，权利能力概念可以不是空壳。 （一） 能力与行为能力 中文词汇原无“自然人”之说，人就是自然区别于动物、植物乃至人造物等“物”的存在，无需另加修饰。换言之，“人”与“物”的对称，才是中外古今的通识，也是康德哲学一再重申的：人是主体，物是客体；人是目的，物是手段；人是自由的，物是不自由的；人因无价而有尊严，物因可估价而具替代性。 暂不论黑格尔对康德权利分类的批评， 权利能力的内涵正是意志，舍此，我们无法在主体法领域贯穿私法自治。此一点，还可从以下两方面进一步补证：(1)与以理性程度区分行为能力契合。根据常识，我们也只能认定一个精神病人不理性，但不能认定其没有意志。只要有生命（活着），就有理性？不能成立；只要有生命（活着），就有意识（意志），成立。 此外，《民法典》未规定“人格”“责任能力”“财产能力”“意思能力”“认知能力”“判断能力”等，故而，实定法上只以“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为主体（主观性）的析出概念，权利能力等于意志（能力），行为能力等于理性（能力），进而可依次梳理：具备权利能力取得“人格”，权利能力为行为能力的前提；“认知能力”“判断能力”“意思能力”以理性为基础，为行为能力所涵盖；而“责任能力”“财产能力”既涉及行为又涉及效果，可从属于行为能力，也可划归法律效果。 加之，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均应适用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制度，但作为组织体，其不同于自然人意志（意识）的先在性，应当对其是否具备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进行论证。换言之，非法人组织的意志内涵，是需要论证的。此即下文的核心工作。 （二） 组织的意志与意志 两个以上自然人的意志联合，并不能自然产生新的意志。 法政策上，不可能认为任何两个以上自然人意志的联合都构成主体。一切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