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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环境法上的责任 法律责任是对具体法律事实造成的损害的赔偿、赔偿或处罚的特殊义务，包括违反适用法律第一性规定造成的第二性义务。 一、 环境责任的归责原则 按照法的一般归责理论,根据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在追究法律责任中的地位可划分为过错责任、过错推定责任、严格责任和无过失责任等。由于环境法律关系主体存在着多元化和各种环境行为的多样化,决定了环境责任不应只包括一种归责原则。完整的环境责任体系构建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严格责任体系的变迁 过错曾作为19世纪资产阶级民法的三大原则之一得到立法者的青睐,能够满足人们对理性主义与私权本位主义和谐一致要求的过错责任就成为责任认定的基本原则而得以确立。但在工业化进程中,各种公害的出现与扩散使受害者补偿问题倍受瞩目,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过错责任,逐渐采用严格责任,无过失责任,危险责任等多层次的责任体系。尽管这样,过错责任在环境责任的归责体系仍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我国环境法的调整范围已由污染防治拓展到生态环境资源和人文环境资源的保护,对环境要素污染防治和生态环境资源的保护进行了区分,对后者的一些领域仍适用过错责任,如刑事法有关环境破坏的规定。 2. 行为人的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 严格责任是指侵害人对他人造成了某种损害而承担的责任。严格责任并不追究行为人是否具有故意或过失,其主要考虑的是行为人的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庞德在论证严格责任的合理性时认为,从维护社会一般安全义务出发,法律必须着重于社会利益而非侵害人个人利益的保护。严格责任原则对个人主义的否定虽然是严格,但非绝对。如欧盟国家的法律同时规定了免责条件,又称可允许的法定辩护,例如不可抗力,原告自己造成或同意的损害,第三者的介入。 3. 法定免责条件 有些学者认为无过失责任就是严格责任,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无过失原则与严格责任在其“严格性”还是存在着差别的。其与严格责任的区别在于,后者存在着一定的法定免责条件,前者则仅是不问加害人是否具有过失。这种差别在立法上也得到体现,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四条在规定责任主体承担责任时并没有相关的免责条件。此外,我国加入的1969年《蒙特利尔协议》规定,不管承运一方是否采取了一切必要措施或不可能采取措施以避免损失的发生,承运人都要对损失负责。 4. 风险责任 所谓危险责任是指“特定企业,特定装置,特定物品本身所具有危害而生之损害,应负赔偿责任。” 二、 环境责任归责原则的“出法律 责任的归责体系只是从静态的角度对行为主体的权利义务进行分配。法律责任的统一性原则要求静态意义和动态意义上的协调统一性,具体的表现为:在静态层面上,各种归责原则内容完整、没有存在明显的空白或漏洞;从动态层面上,各种归责责任应当有着合理的衔接,在次序排列上也具有协调统一,其之间能够相互祢补,这样才能赋予环境责任归责原则以“生命力”。因此,环境责任的进一步完善仍需有协调统一的运行模式,这种带有很强合作和衔接特点的运行模式由于其柔性和动态性,往往容易被忽视了。 1. 行为的期待可能性和责任能力 自己责任也称个体责任,指行为人承担其行为所产生一切后果的责任形式。在环境责任刚刚出现时,自己责任是立法者选择的主要方式,体现了个人的“有限理性”和对私人投资的鼓励。当个人作为责任主体时,往往包含着主观过错、违法行为、损害事实、违法行为和损害事实的因果关系。自己责任的特点在于,个人对其行为结果具有主观心理的期待可能性。所谓期待可能性是指在行为的具体情况下能够期待行为人避免该违法行为而实施其他合法行为的可能性。这两个特点决定了与之相配套的归责原则只能是过错责任。如前所述,过错责任在环境责任体系中仍占有一定的比例,同样,当个体承担责任时,刑事、民事和行政责任形式均有可能被采用,但其直接目的仍然限于对行为人的惩罚和对受害人的补偿,间接地反射出环境法律责任的补偿性和预防性功能。责任能力是行为人实施行为时独立于行为的一种生理、心理基础,行为人对此无法进行自主选择与改变。法律往往对行为人的责任能力作出限定,如年龄、精神状态。由于环境责任的复杂性、多样性、潜伏性及长期性,在自己责任的情况中势必存在责任实现的不充分现象。 2. 无过错责任的承担 这里的团体责任,是指加害行为者团体为其成员所为之加害行为承担后果的一种责任制度。与古代法律的团体责任不同,后者是基于血缘关系或社区关系而形成的连带责任,环境责任中的团体责任的范畴不同于这种连带责任。环境责任中的团体责任强调的是责任的关联性,顺应了现代侵权主体“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这种团体责任主要集中在存在污染可能性的企业公司层面上,例如从事相同生产的企业对团体内某个企业的环境污染共同承担连带责任。如《德国环境责任法》,就是集中在企业层面,用团体责任理论来解决企业设施责任、合法企业责任等问题的代表性立法。美国佛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