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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人情世故与公平正义的界限 中国传统社会的终身经验不仅体现在对规则的赞美上，也体现在对礼仪上的情感交流上。山羊社会、人际关系社会和人际关系社会的形成，是因为儒家传统伦理的根深蒂固和对小农生活方式的掩埋。领导者作为社会的一分子, 反哺父母、感恩师长、庇护亲友乃人之常情, 但由于其手握更大的权力, 掌握着更多的公共资源, 在面对人情世故与公平正义时如何正确把握两者的边界, 将直接关乎领导者个人的领导艺术与整个国家法治社会建设的推进。 一、 者都强调人情世故与公平正义 对于领导者而言, 兼顾人情世故与公平正义为何如此之难?这事实上涉及对情与理边界的准确把握, 涉及对公权与私利的严格划分。对于领导者而言, 把控人情世故与公平正义的边界, 首先要理顺公权与私利的范围界限。从基本定义来看, 人情世故所指的是一种社会约定俗成的情感、情谊以及思想等方面的应酬, 是一种人与人在社会中的相处之道, 这一相处方式不是建立于外部制度约束基础之上的, 而是彼此间情感的交流与往来。人情世故直接关乎为人处世之态, 不遵循这一“法则”自然无法安身立命。而公平正义强调的是公道, 即公正的道理、大公无私的道理。作为处理事件、处理问题的基本准则, 其尤其关注对外部制度规则的绝对遵从与执行, 要求领导者能在对公共事件的处理中秉持不掺杂任何私人情感的处事之态。可见, 人情世故与公平正义所强调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处事之态, 前者关注情感的感知与回应, 后者则强调避免情感涉足事件处理过程。这就有必要对两者的界限范围做进一步的对比分析。 1. 对成员的关爱以关爱之情 从适用范围来说, 人情世故中所强调的情的实施对象是单独的、个体的;而公道所关注的公平、正义的实施对象则是全体组织成员, 是公共的、集体的。这就意味着, 领导者在处理事件的过程中所秉持的基本态度应该是公平正义, 对于所有组织成员一视同仁, 坚决维护组织规章制度的行为约束效应, 这是对公权合理、合法使用的基本要求。但领导者若是无视具体情况, 一味追求形式上的绝对公平, 则会散失人心。对于存在特殊情况、需要特殊照顾的下属, 领导者应该以关爱之情给予其专门的照顾, 即这种基于领导者的关照之情、爱护之意所实施的关爱必须是对于单独特殊个体发生的, 而非全体范围内的无原则、无规矩之举。混淆二者的适用范围, 将人情世故作为治理组织、处理公共事务的基本原则, 只会导致整个组织运转的无序性和领导权力的违法性, 而若是将公平正义原则随时置于所有事件的处理中, 无法做到特殊情况特殊处理, 则领导者也会因为散失人心而削弱自我的领导效力以及下属对组织的归属感。 2. 出者自然的公平正义情感表现为对人情世故之情 从基本属性来看, 人情世故中的情是源自个体情感的关爱、照拂, 是一种个体对个体的感情, 即源自领导者的情是一种私人的情感;而公平正义则是组织在处理问题与事件中所公开秉持的态度, 领导者作为指令的直接发出者自然也承袭组织这一基本态度, 即源自领导行为的公平正义是一种公开的态度与认知。这也就意味着, 领导者在处理事务时应首先明确, 自我所能完全控制的是人情世故之情, 这种对于他人的关照、关爱完全源自自我的思想、情感认知, 但若在关爱过程中一味顾及情, 而忽视源于组织的公道的要求, 则有可能人为扩大情的实施范围。在面对源自组织合理运转需求而出现的公平正义时, 领导者则更多地表现为制度的执行者, 而非缔造者, 这是其与人情世故这一规则最大的不同。领导者为维持组织的基本秩序与有效运转, 应在遵从基本公平正义规则的基础上适当考虑自我的情之要素。这既是个体服从集体的基本要求, 也是法治与人情合理兼容的基础。 3. 产生与执行的行为 在对人情世故的基本含义解释中可以明确一点, 这种个体与个体情感的来往是发生于特定对象身上的, 如父母子女之间、兄弟姐妹之间、亲朋好友之间、师生之间等, 并非陌生个体之间可随意发生。而公平正义不仅首先产生于集团与集体的共同认可, 更要求组织的所有成员共同遵守执行。不同于人情世故原则对特定、具体对象的要求, 公平正义原则已经完全除却了情中的具体性的、对象性的情感成分, 体现出的是绝对的理性、理智特征, 是一种不再过分关注具体实施对象的更宏观、更抽象的行为指导规则。这就意味着, 领导者在工作中应明确, 自我可以进行情感往来的对象应是曾经同样在情感上予以帮助的特殊个体, 不是上下级之间因为特殊的利益交换而冠之以人情名义的利益相关者。不仅如此, 鉴于公平正义在组织中不区分任何特殊个体的绝对性, 人情交往之对象同样也是公平正义原则约束之对象, 在遵从人情交往原则之前应首先遵从行为上的公平正义性。 二、 “引导”而非“省” 人情世故强调个体间所发生的情感交往, 这种交往是个体自我情感的运用, 而非公共资源的额外分配。领导者作为组织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