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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推荐算法故步自封还是反思 1 媒体社会实践模式的转变：从“分类目录”到“开展大数据” 1922年，威廉利普曼在他的《公众舆论》一书中提出了“pseudorevider”的概念，强调新闻媒体机构在社会事实中的“重建”作用。换句话说，大众传播媒体通过选择、编辑和分发新闻事实来隐藏在“黑匣子”中，大众传播媒体想要表达的“社会现实”。这一理论在20世纪初“魔弹论”盛行的那个时期，反映出新闻媒体机构在“建构社会现实”“凝聚社会合意”“指导大众生活”等方面的强大作用。 伴随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人类从信息匮乏时代渐入到信息超载时代。如何进行高效率的内容分发，成为了所有信息技术公司孜孜追求的方向。起初，“分类目录”和“搜索引擎”的方式在互联网发展的初期为用户节约了一定的决策成本。然而，“分类目录”无法适应爆炸式的信息增长，也无法为用户提供引导服务；“搜索引擎”也只是一种被动的信息过滤机制，既无法实现主动为用户推送消息，亦无法挖掘用户的潜在需求、提供个性化的服务 在此背景下，个性化推荐算法在海量数据的基础上应运而生。个性化推荐算法的运作机理即通过对用户行为和关系的分析，挖掘用户对内容的偏好和潜在需求，通过信息聚合，自动为其生成符合其需求的信息，从而实现内容推荐与信息发送的个性化 有研究者对今日头条的新闻推送进行量化研究后发现，今日头条的算法分发实现了所谓“千人千面”的传播效果，即没有两个人收到完全相同的新闻推送 2 个性化算法转发的陷阱 在大数据的支持下，基于用户的使用习惯、兴趣爱好以及社交网络等进行信息推送的算法打着个性化的旗帜，表面上为用户提供更好的服务与更精准的内容推送，实质上则是将作为使用主体的用户推向了全景敞视监狱与网络时代的数字劳工的陷阱当中。 2.1 全景敞视的技术中介 法国哲学家福柯的全景敞视监狱理论具有极强的启示意义。在全景敞视监狱中，象征权力的高塔是人们所“可见”的，似乎那里总是有人在监视周围“犯人们”的一举一动。但是对于“犯人们”而言，监视者是否正在监视着他是“不可见”的，甚至不确定高塔中是否存在所谓的监视者。“犯人们”在这种不确定性之下只能时刻规范自己的行动，以保证自己的行为不管监视者何时看到都是符合制度准则的。久而久之，这样一种心理就会内化为自身的一种规范，从而实现对于监视者而言，最低成本而又最高效益的“自我监视”。这与过去监狱中象征着权力的皮鞭、牢房的情况大有不同。这样一种隐性的权力在现代社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个性化推荐算法实质上正是媒介技术营造全景敞视监狱的中介。在算法的个性化推送的逻辑当中，倘若没有对于每位用户隐私数据的收集，在爆炸式的信息面前是无法做到信息与用户的精准匹配的。而用户隐私数据的提供正是通过各种不得不点击的“我同意”“我接受”的条款。之所以说“不得不”，是因为假想拒绝或关闭这些条款和权限，那么现如今绝大多数的应用软件都是无法使用的。当你在接受这些条款并进行必要的实名认证或基本信息填写之后，你的个人信息、使用数据、浏览痕迹等都将一一上传到服务器当中。在商业公司的合谋之下，你刚在淘宝上浏览过的某个产品，就会出现在随后打开的抖音广告界面当中。 隐藏在所有应用软件背后的算法，静悄悄地源源不断地收集着你的个人数据，在越来越个性化的同时，不仅伴随着隐私泄露更大的可能性，在更无意识或有意识的层面上规范着使用者的行为。算法就像是一双看不见的眼睛，无形却持续监督着使用者的行为。你的网页浏览痕迹、点赞评论内容、LBS(移动定位服务)都将成为算法个性化推送的依据。 2.2 数字劳工：数字劳工的数字劳工 在算法源源不断地收集个人数据信息以便更精准地实现个性化服务的同时，每一位用户实际上又成为了数字资本的免费劳动力。互联网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的代表性学者克里斯蒂纳·富克斯教授根据马克思关于劳动的定义和媒介政治经济学派学者达拉斯·思迈兹的“受众商品论”，提出了更符合互联网时代的数字劳工理论。正如富克斯所总结的关于数字劳工在商业资本当中的劳动方式： 其一，劳动具有强迫性，在互联网时代的浪潮下，我们的生活日益变得网络化、全球化与数字化，人们越来越离不开互联网，越来越依赖于互联网，互联网的使用对于人们而言变成了一种必需品；其二，异化的劳动，本质上讲互联网的使用者是在为网络商业公司打工，而人们却几乎得不到任何实质性报酬，商业公司从中获取利润；其三，网络用户的双重商品化，使用者本身是一种商品，而使用者生产的信息也是一种商品 通过开启软件的各种权限，软件中的算法不断收集用户的使用数据、地理位置等信息，从而在大数据的支持下实现信息与用户之间的精准匹配。而用户在此过程当中恰恰充当了数字劳工的角色，不得不使用、接受算法的推荐；表面上自己获取了个性化的服务，实际上却是异化的劳动的表现；用户自己生产的数据源源不断被算法收集，成为商业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