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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条约在国内法上的法律位阶 确定条约在国内法中的地位，对于解决条约规则与国内法规则之间的冲突非常重要。但是我国宪法和立法法对于条约在我国国内法上的法律位阶没有作出规定。笔者欲结合有关学说和中国相关的立法、司法实践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 一、 通过宪法规定的其他国家的宪法实施 几乎我国所有的学者都认为条约在我国国内法中的地位低于宪法。如车丕照提出：“我国所缔结与参加的任何条约的效力都在宪法的效力之下，任何条约条款都不得与宪法规定相冲突。”朱晓青认为，“条约在中国国内法上的地位应该低于宪法”。 笔者也赞同这种主张，理由如下： 第一，有权修改宪法的国家机关的地位高于决定批准和废除条约的国家机关的地位。 根据宪法的规定，全国人大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唯一有权修改宪法的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同外国缔结的条约和重要协定的批准和废除，全国人大常委会无权修改宪法。 第二，修改宪法的程序比条约的批准和废除的程序更严格。 为保持宪法的权威性和稳定性，宪法的修改需要按照特别的程序来进行，其程序是最严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64条规定：宪法的修改，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1/5以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提议，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全体代表的2/3以上的多数通过。 同外国缔结的条约和重要协定的批准和废除，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全体组成人员过半数通过。 第三，宪法规定的内容较之条约更重要。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维护的是一国的根本利益和整体利益。而一国参加的条约只是从某一方面局部地调整该国的利益，条约内容的重要性无法与宪法相比。 第四，符合多数国家的宪法实践。 各国一般是规定条约的地位低于本国宪法。如《日本国宪法》（1946年，第98条第2段），《法国宪法》（1958年/1992年，第54条、第55条），《突尼斯宪法》（1988年第32条），《克罗地亚宪法》（1990年第134条），《俄罗斯宪法》（1993年，第15条第4款）等。在现代民主国家中，宪法在各国普遍具有最高法律效力，任何违反宪法的法律都是无效的。路易斯·亨金在论及美国宪法与条约的关系时，指出“如今，人们已公认条约应遵从宪法，且在与宪法不一致时也不会被法院或行政机关作为法律而予以实施。” 目前只有荷兰、奥地利等少数国家的宪法规定条约可以高于宪法，但同时规定严格的限定条件。如1953年修正的《荷兰王国宪法》第63条规定：“如为适应国际法律秩序发展的需要，一协定的内容可以同宪法的某些规定有所出入。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获得议会明确同意，批准该协定的法案须在议会两院以2/3多数票赞成方可通过。” 韩国学者柳炳华认为：“这类进步宪法提示着国际社会的发展方向，这具有重要意义。”他提出：“国际法不论是在宪法还是在其他法律之下，国际社会都不能作为法律共同体而存在。某种法律共同体全体的法律规范若位于受其拘束的成员的制约和意志之下，其法律共同体就不能再延续。” 笔者认为，确立国际法相对于各国宪法的优先地位不符合国际社会的现实，在国际法发展的现阶段只能是少数国家的实践，这种超前的实践无法得到更多国家的认可。国家遵守国际法，愿意对主权作出一定程度的限制是所有国家的共识，但是各国所愿意承受的国际法对主权的限制不是没有限度的。当然各国所认可的国际法对主权的限制程度并不相同，但绝大多数国家所共同坚守的底线是宪法的最高权威不受国际法的限制。毕竟国际法只是国家之间的法律而非国家之上的法律，承认国际法高于各国宪法，无异于否定各国的主权，所以不可能被各国普遍接受的。 二、 国内法体系中的效力等级 对于条约与宪法之外的一般国内法的地位比较，近年来，我国学者大多是用推演的方法分析国际条约在国内法中的地位。学者们不再是笼统地分析条约高于一般国内法或与一般国内法同等的地位，而是依据《缔结条约程序法》对不同类型的条约进行逐一的定位。学者们认为，在国内法体系中，立法者的不同身份决定了法律文件的效力等级；条约的效力等级也是由决定其生效的机关的地位所决定的；凡是效力源自同一国家机关的国内法与条约，也应具有同等的地位。 1990年《缔结条约程序法》把条约分为三类： (1）需要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条约和重要协定。 (2）需要国务院核准的条约和协定。 (3）只需备案或者登记的协定。 学者们一般认为，国务院核准的条约和协定相当于行政法规；只需备案或者登记的协定相当于部门规章。 而对于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条约和重要协定的地位，学者们存在不同观点。有学者认为：“条约和重要协定的地位低于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有学者认为：“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条约和重要协定与全国人大、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具有相同的法律地位。” 学者们的上述观点，只是一种学术探讨、学术推理，并没有得到立法实践、司法实践的支持。 （一） “国际条约”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