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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决策权配置影响组织行为模式演进实证分析* ? ? 王松涛，刘勇 （1.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管理系，广东广州510520）（2.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100084） 决策权配置影响组织行为模式演进实证分析* 王松涛1，刘勇2 （1.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管理系，广东广州510520）（2.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100084） 理论上讲，组织决策权的不同配置会对其成员产生不同的影响力，进而影响组织行为模式的演进。案例分析表明，在整个组织、不同类型部门之间和特定类型部门内部三个层面，不同集权度的组织成员分类的行为模式均衡，仅在不同类型部门之间的层面有显著差异这可能是由于研究对象的随机性造成的。 决策权配置；组织行为模式；个体行为模式；集权度 一、实证分析假设的提出 许多研究认为，个体间影响力差异性大小的不同，使组织行为模式演进的速度以及最终结果（达成的均衡）存在着差异[1]。而关于决策权的不同配置是否一定带来成员间影响力的变化，尤其是在决策层级纵向上的影响力变化，还是缺乏论据的。决策权力之所以能够转化为对他人的影响力，更多的是由于其对资源具有某些权力。如果我们假设组织的成员都是完全理性的，决策行为的目标就是追求效用的最大化，那么无疑权力配置的改变将会导致影响力的改变。但是现实中组织成员并不是完全理性的，其决策行为的目标也不完全是追求效用的最大化[2]。Akerlof（2003）就提出组织成员对组织的认同与否决定了个体对组织期望行为的感知，而这种感知将会使个体相同的行为产生不同的效用[3]；同时，组织成员对他人相同的行为的态度会由于对他人行为的动机、目的的不同判断而变化[4]，而我们知道个体的态度对行为将会有决定性作用；再则，个体间在互惠、公平等方面的不同态度也会在面对其他个体相同的行为结果时作出不同的反应[4]。因此，任何没有引入现实个体的推论都可能是荒谬的。 再则组织成员的行为模式均衡在外部信息（随机性强）的影响下将会不断变化，当组织行为模式从一个均衡向另一个均衡过渡时，集权度高的组织转变速度更快，那么组织成员行为模式的差异从统计意义上应当小于集权度较低的组织（组织成员行为模式及其差异是相对较容易测量的）。而在同一个组织内部，如果按照所处集权度高低将组织成员分类，那么在不同分类之间行为模式的差异性会有所不同。具体假设如下： H1：组织中不同集权度的组织成员分类，对其行为模式差异性大小不同，且集权度高的分类将比集权度低的分类的差异性小。 此外，模型分析的结果中还包括组织成员行为模式均衡状态更加接近组织中对他人影响力更大的成员的初始行为模式（在实验中没有进行验证）。而在集权度高的组织中由上至下的影响力要大于集权度较低的组织，因此在集权度高的组织中成员行为模式更加接近组织的高层领导的行为模式。那么，在同一个组织中在按照上述分类的组织成员之间行为模式均衡就会存在差异。具体假设如下： H2：组织中不同集权度的组织成员分类，其行为模式均衡不同。 二、实证分析方法 （一）样本及抽样方法 为了检验本文所提出的假说，笔者专门设计了调研变量，数据的收集是根据被调查对象对调研问卷的回答来完成的。 第一步，开发设计调查表。本文中的调查问卷是在与几位具有丰富实证分析经验的专家讨论基础上形成的。并且在初稿基础上与和被调查对象身份相似的有关人员做了进一步探讨，对问卷中的语言表达做了必要的调整，使问卷更加易于理解。另外，也请有关人员作答了两份问卷，从而确认了问卷在填写所需时间、理解性等方面的合理性。 第二步，进行预调查。在问卷正式发放前笔者对问卷进行了一次预调查，调查的对象是与本文正式调查对象较为相似的国有企业，但调查个体并非正式调查时的管理人员和业务骨干，而是EMBA学员，这并不影响对问卷效度的考察。通过预调查，共回收十份完整、可用的问卷。笔者用Stata8.0软件对问卷进行了因子分析(Factor Analysis）和效度分析，经过最大方差旋转（Varimax Rotation）后的因子成分矩阵（Rotated Component Matrix）显示主成分与问卷设计的各因子基本一致。基于在预调查过程中所发现的问题，笔者适当地修改了问卷，去掉了一些因子载荷较低的问题，并且将一些问卷中的措辞做了进一步修改，以便被调查者能够更好地理解。 第三步，进行更大样本量的正式调查。在预调查结束和对问卷进行了适当的修改之后，笔者进行了正式的问卷调查。调查的范围是某大型国企总部和下属的10个二级单位（分、子公司）及其主要部门的管理人员和业务骨干。调研中共发放问卷280份，回收273份，其中有效问卷为251份。问卷数量达到了因子分析、T检验和方差分析的基本要求。 （二）变量及其度量 1.组织中集权度的度量 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就是组织中决策权配置（集权度高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