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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社会中的文化创造 《现代社会文化创造》（巴黎，1973年）吕西安戈德尔曼著。 Lucien Goldmann:《La creationculturelle dans la societe moderne》,Paris,1971. 当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革时,文化创造往往陷入困境,面临多重的选择与自身的再造。于是,文化这一古老而年轻的问题作为人类生存的象征又被提了出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社会在高速发展繁荣的经济模式作用下已悄悄地进行了一次结构革命。那么,当代人与文化创造面对这场悄悄的革命又是怎样选择的呢?戈德曼的《当代社会中的文化创造》(后期讲演集)所要回答的正是这些问题。 吕西安·戈德曼(Lucien Goldmann,1913-1970)是法国现代著名的文艺批评家和哲学家,早年就学于罗马尼亚、维也纳和苏黎士,后定居巴黎。戈氏的文化理论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以“发生学结构主义”为机理的文艺批评,著名的著作有《隐藏的上帝》、《拉辛》、《小说社会学》等,这种批评着力于社会的整体性与文化创造之间的心智和功能关系的研究;另一部分是作为文艺批评基石的哲学:《人文科学与哲学》、《辩证法研究》等著作。它们从方法论和整体化角度深掘出个体与集体、可能意识与现实意识,以及个体创造与社会生活之间的辩证和结构关系。这两部分的主要思想相互渗透,熔炼为《当代社会中的文化创造》。该书既有哲学和社会学的高度和深度,又不乏文艺批评的细腻和精致。作者眼界开阔,思路新异,能给读者颇多启示。 一 戈氏对现代社会的批判 戈氏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次大的社会结构的变化,这些变化决定了不同时期的人类意识状态。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社会结构基本上建立在权势阶层和劳动大众两分化的基础上。但是,权势阶层往往无法从整体上理解和控制社会经济发展,因为,当时主导经济成份是繁多的中小企业,这些企业领导人为了企业的生存不得不出从宏观上看为偶然性的决定,因此自由竞争带来的内耗和激烈的碰撞常引起大起大落的社会动荡。在这一时期,个人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尤为重要。个人几乎都具有较强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便形成了一种心智结构,对政治和文化生活具有舆论制衡作用。到了两次世界大战间的垄断时期,松散的权势阶层渐渐隐没,社会结构严整分明:一方面是为数众多的个体群众;另一方面是强化的垄断决策整体(专家小集团:经济、社会、政治领域的专家)。但此时期的社会平衡是建立在强差人意和实用主义基础上的,社会的协调稳定不是源于整体的自发平衡机制,而是受极强的实用功利目的支配的。不管是劳资之间的矛盾,还是资本主义内部整体利益分配不均,只要一头出了毛病,天平马上倾斜,革命、战争或经济危机随之卷来。虽然这种平衡也含有某些有意识的理智计划因素,但其效应是局部的,只在一类领域内或某一社会集团内行之有效。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代社会的自动调节机制前所未有地加强了,合理化的平衡被引进社会整体生产之中。激烈的市场竞争纳入了宏观控制和调节的轨道,猛烈的阶级冲突和碰撞在很大程度上被避免了。戈氏认为,这种现象标志着当代西方社会结构的重大变革:用整体视野看待自我、调整自我成为经济飞跃的前提条件,同时大众生活水平同步增长又保证了整个社会机制的正常运转,传统的冲突力量明显消弱,社会各阶层更趋于整体融合。国家的形象宁可说变成了某种生产的等级框架结构,其作用就是利用自动调节机制将执行者大众生活中的个体平衡与有活力的整体平衡之间的协调自发地持续下去。 这种社会结构的变化导致决策权高度集中,形成了专家治国型的消费社会。社会大众在高消费的刺激下乐于被动地执行上层决策。这样的社会结构给人的意识和心理结构都带来巨大的复杂的变化。 一方面,戈氏以异化理论为楔,针贬时弊,认为社会结构的变化使个体人的意识范围逐渐缩小。个体大众几乎变成决策者理想的纯粹的消费者。生活水平的提高,自由时间的增加,市民意识趋于分散化正是这种社会的特征。他们有意无意地接受了“交换价值”的观念,个人的私生活和文化选择潜移默化地受这种价值观的支配。个人的能动性和责任感日益萎缩。社会结构总体、人际关系的总特征正在从个体意识中消失;个体主义、人际关系和人与世界关系的抽象观念渐渐淡漠。共同性观念、实际有效的价值以及超越的希望等一切质的结构,统统让位于理解力和量。 但是,另一方面,戈氏并不象马尔库塞那样,在认识到现代社会中的“单维面人”的危险后,提出了人道主义传统和文化发展前途暗淡渺茫的悲观结论；也不象早期马克思主义那样更偏重于从否定方面看待这一问题,而是从辩证角度看待当代社会文化:一方面承认人的整体意识的能动性相对萎缩；另一方面又承认现实社会为扩大文化影响创造了多种可能性。这些又为拯救和刺激萎顿的意识提供了条件。 在这种危机与希望共存的情况下,戈氏认为,文化要想真正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