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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窃信用卡并使用行为的刑法规制 信用卡是指由信用合作社或其子卡结算的信用可靠用户发布的关于购物、消费和提取资金的信用凭证。然而利用信用卡骗取钱财的行为经常发生,每年造成各种经济损失以亿美元计,信用卡诈骗成了法律法规所不可回避的问题。本文试就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行为予以探讨,以求得对这一行为性质的完整理解。 一、 盗窃信用卡并使用行为具有盗窃罪效果 行为人盗窃信用卡并加以使用的行为如何定性,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实务界都存在较大争议。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 盗窃罪说。这种观点认为:(1)信用卡本身的制作也是有一定成本的。(2)信用卡是有价值意义的支付凭证,凭卡可以取得财物,盗窃了信用卡实际上就占有了他人的财物。虽行为人占有信用卡并不等于直接占有财产所有权,但这一行为与盗窃印鉴齐全的空白支票骗取财物相类似,而对盗窃有效银行空白支票骗取财物的,根据司法解释也仅构成盗窃罪,持银行空白支票以假冒身份等方式骗取财物的行为不构成单独的诈骗罪。(3)行为人盗窃后冒用的行为只是将信用卡本身含有的不确定价值转化为具体财物的过程,是盗窃罪的继续,行为人为实现盗窃行为的终极目的,客观上必须实施冒用行为,这本是盗窃行为完整的评价过程。(4)依据刑法理论上的“不可罚之事后行为”,冒用行为其实为盗窃行为的延续,如果让行为人为冒用这一诈骗行为负罪责,无疑剥夺了行为人的盗窃之选择“自由”。 诈骗罪说。这种观点认为:盗窃信用卡并不意味着行为人就占有了公私财产,公私财产所有权主要是通过冒用信用卡而转移的,属于诈骗性质因而应定诈骗罪。且行为人盗窃后如果要实际获得信用卡之价值,必须以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如假冒身份等方式才能实现,完全符合诈骗罪的特征。 牵连犯说。盗窃信用卡的行为是本罪行为,而非法使用行为是结果行为,是盗窃罪与诈骗罪的牵连犯,应按一重罪从重处断原则。对此,主张牵连犯的也有不同认识:有人认为一般应以盗窃罪从重论处;也有人认为定信用卡诈骗罪更重。 区分说。该主张认为:行为人利用盗窃来的信用卡哄骗特约商户或到银行骗取钱财的,应以信用卡诈骗罪论处;对于利用盗窃的信用卡在ATM自动取款机上取现,由于ATM机不具有人的灵性,只要行为人同时拥有信用卡和密码,实际上就等于取到了钱财,因而应定盗窃罪。 上述是学者们对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行为的不同观点,那么我国立法对之是什么态度呢?我国第一个盗窃并使用信用卡的案例是1986年上海的王平盗窃并使用信用卡案,自该案的司法解释至1997年新刑法的颁布,我国立法对这一行为基本上是采取定性为盗窃罪的说法。有学者认为这一立法规定采取了“事后不可罚行为”的理论。然而,使用盗窃的信用卡行为是不是一种事后不可罚行为呢?现行立法是否具有合理性?笔者觉得将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行为定为盗窃罪是值得商榷的。 二、 盗窃信用卡并使用行为的法律效果—对定盗窃罪的质疑 现行法是采纳盗窃罪说的,其理论根据是“事后不可罚行为”说,那么这里有必要对“事后不可罚行为”予以探讨。所谓事后不可罚行为,“即在状态犯行为完成后,为维持或利用不法状态以确保犯罪利益得以实现的行为,虽在形式上符合某一犯罪构成,但因法律对该事后行为缺乏适法行为的期待可能性,故不单独定罪处罚的行为”。 然而,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行为并非属于“事后不可罚行为”,从“不可罚之事后行为”的性质及要求来看,所谓“事后行为”,是指已经合并在前行为加以处罚的后行为。其实质可以归结为一个构成要件可以包括什么样范围内的行为。大多发生在行为人只有实行了后行为,其前行为才有犯罪实益,或是实行后行为才能使前行为不易被发觉而不致遭受刑事追诉的情况。但仅限于对于前行为所破坏的法益的另一次侵害,未扩大前行为所造成的损害范围,则该后行为包括于前行为评价范围内;倘若后行为另行破坏被害人之另一新法益,或危害第三人的法益,则不能为前行为吸收,而应合并处罚。在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情形中,即令盗窃信用卡本身构成犯罪,但其侵犯的利益只限于财产权,而由于其后的“使用”行为构成了对信用卡管理秩序的侵害,意即后来的使用行为“已破坏另一新的法益”,在这种情况下,后来的使用行为(实质上是诈骗行为)无法包括在前行为的评价中。日本最高裁判所1950年2月24日曾作出以下判例:利用盗窃或诈骗来的邮局储蓄存折,欺骗邮局职员,使邮局职员以为行为人是存折的真实所有人,让其提出存款。这被认为是侵害了新的法益,构成独立的犯罪。这与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行为相类似。 三、 盗窃信用卡并使用普通财物的情形 信用卡本身具有特殊性,单独的使用信用卡并不能使信用卡所代表的价值兑现,因此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与盗窃并使用普通财物是不同的,有必要在理论及实践中对个案进行分析,结合信用卡与身份证、印鉴之间的关系,对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不同情形予以区别对待。 (一) 金融工具的买卖 金融工具的性质不同,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