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秩序重构的理论再生视野作为天理的民主从《政道与治道》到政治儒学的开展.docxVIP

现代秩序重构的理论再生视野作为天理的民主从《政道与治道》到政治儒学的开展 自从新文化运动高举“德先生”的旗帜以来，民主已成为中国现代人民的政治理想。与之关联,儒家传统也自始就陷于一种尴尬而微妙的境地: 一方面要对西化派诋毁的专制代言与帝制复辟同谋加以撇清和辩驳,另一面还须努力证成与西方现代民主之间的内在亲和性,甚至构思 “儒家民主”以树立自身在现代化方案中的积极地位。 这种境地无疑对现代儒家提出了较之西化派远为沉重的智识负担,然也构成 “九转丹砂牢拾取”(陈亮 《贺新郎·寄辛幼安和见怀韵》词) 的危机转化之契遇。本文特别聚焦于港台新儒家牟宗三先生的新外王学代表作,来检视上述议题的实质意涵,并希望对相关政治儒学的议程展开提出一些初步的反思。 (一) 结语:内圣外王的理性思考 牟宗三先生撰于上世纪中期的 《政道与治道》、《历史哲学》与 《道德的理想主义》,被称作现代新儒家 “新外王学” 三书,也是现代儒学基于民主理想进行的最为系统与深入的政治哲学阐发。 在 《政道与治道》 中,牟先生提出了一个后来颇引争议与误读的论断,即 “中国政治有治道而无政道”。所谓政道,广义上指向政权的基本道理,解释政权的权力来源与主体规定; 而其狭义内涵,即政权总持地为公共所有、体现民主之人民主权原则、落实为一套稳定的选举体制程序,构成该书更为依循的标尺。相对地,牟先生认为,治道只是在政权基本性质确定的前提下关于公共事务如何处理运作的第二义问题。他指出,中国传统政治至多是在治权层面实现了民主,而在政权层面则始终缺乏民主理 想的突破。因此,治道发达,政道有缺〔1〕。 牟先生对于公共权力体系这一政、治二分的看法,经其自陈,来自于孙中山 ( 政权/治权)、张君劢 (政治/吏治) 等人相关论点的启发。而牟先生的创发,在于深入中国文明的内在脉络,以一种现代儒家哲学的学理方式对这类论点提出一套涵盖理论性与历史性的系统阐释。 深入自家文明脉络,背后部分激于对五四西化派的不满和批评。即驳斥后者关于中国文明传统之专制性格的谬见,从基本精神上廓清既往传统中道德理想与政制变迁的复杂缠绕,而不采取笼统否定的鲁莽手法。更进一步,牟先生试图豁显民主理想需要立根于自身文明传统的基本精神,方能成就现代中国所需的外王事功。而具体立根的文明资源何在,牟先生泊定于经过宋明儒者升华了的儒家理学传统,特别是理学阐发之内圣外王理念。其间,实际上包含着对于新文化运动重点打击程朱理学(诸如空谈心性、礼教杀人) 的一个反驳,指出自墨家、陈亮、颜李实学以至于清代朴学以降的类似思想批评,加之胡适提倡的新考据,皆不能把握住内在道德性与理想政治实践之间的恰当关系,而流入事务主义、直觉主义、现象主义,最终仍是无法打通民主政道实现的关节。 民主政道实际上蕴含了一种非常理想的道德精神,而非科学主义的现代机械心智所能支撑。这是牟先生强调内圣外王之基本典范活力的一大理由。牟先生当然不是固守传统理念而奢望现代事功,他采取的是一种现代儒家哲学的进路: 一方面继承理学内圣外王的基本义理框架,仍试图在现代文明语境中延续传统理论言说的活力; 另一面积极引进西哲尤其是黑格尔等人关于现代文明精神的解读,撑开并拓进传统义理的规模和格局,提升儒家道统学统的理论生成力。 新外王学所提出的一系列概念范畴,都可在这种进路格局中得到理解。如谓中国文化系统体现综合的尽理精神,西方则是分解的尽理精神; 前者重实践理性,后者重观解理性; 前者重理性的运用/ 内容表现,后者重理性的架构/外延表现。而前者治道发达、后者政道昌明,正是这种文化 - 理性不同精神气质所导致的实践后果。需要注意,这种看似二元对立的论述方式,并不意味非此即彼、互不相谋的文明格局。其间有一种重要的理路,即前者在适当转折之下可以生成后者,境界意味较高的前者可转出现代性更急需的后者。还需注意,牟先生的框架中,民主是与科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都代表了西方文明分解理性或架构表现的杰出成就,都源出于一种能够高度客观化的理性心灵。这种理解方式,是对于新文化运动 “德”“赛”双举的一致性回应。 牟先生这里的理性概念架构,可以说是糅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理性主义两脉而撑开视野、品叙源流高下。道德的实践的理性体现了儒家文化的精神蕴藉,对于中国文明中人事活动、风流气象提出一套对应的解释,同时映照出西方欧美文明的理性特质,并在运用与架构的义理格局上分别将其特质予以安顿、说明。当然,牟先生对于这两脉的一些根本文明意识有着开阔的观照,比如超越意识在各自高等信仰传统中的神韵 ( 西方超越存在的外在性绝对性/中国之超越的亲和性)。这里须关注的,还是其对应治道与政道的理性之特质说明。 盖牟先生这里显示的,毋宁说是一种现代学理意义上的概念的突破。中国文化重在理性的运用表现,因此在内圣外王上,于道德实践自能造诣极圆熟通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