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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山汉简中的名田制 “名天斋”一词首次出现在商鞅的改革中。自那以后，“名天”一词常出现在汉代的土地制度中，但关于名天制度的文献记载并不具体。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含有大量汉代名田制的法律条文, 为我们重新认识秦汉时期的土地制度提供了契机。杨振红《秦汉“名田宅制”说——从张家山汉简看战国秦汉的土地制度》 一、 张家山，汉代简中名天泽系统 财产继承方面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为吕后时期的法律文书, 其中有关田宅制度的法律条文, 杨振红已作了很详细的考证, 本文无需赘述。根据《二年律令》的有关条文, 结合杨振红的考证, 对汉初的名田制可以得出如下几点初步认识。 首先,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的田宅制度应当是对秦制的继承与损益。 其次, 名田制以是否立户为首要条件, 并根据户主的爵位确定田宅标准;女子只有为户后时, 才可立户并拥有田宅。 第三, 授田宅的次序, 首先要看立户时间的先后, 其次要看户主的爵位;但户主的子嗣可以优先获得死者的田宅, 并不问其立户时间和爵位高低, 而且田宅还可以通过遗嘱分给其子嗣。 第四, 由于卿爵 第五, 名田制有限田之意, 田宅数量不能超出与户主身份相对应的数额标准。户主的死亡、民户的逃亡以及户绝会导致部分乃至全部田宅还公, 犯罪会导致田宅被籍没, 无法耕种的劣质土地也可能退还官府, 但田宅可以在法律许可的限度内买卖。 第六, 在官府对田宅占有状况的监管方面, 基层官吏负责统计与汇报, 而授田的决定权在县, 但名田宅并不是官府把全部土地收回, 再进行重新分配, 而是在现有土地占有关系的基础上加以调整。因此, 在名田制下, 民户的田宅除了受自官府而外, 只要不超出法律所规定的数量标准, 也可以通过继承、购买以及垦荒等多种途径来获得, 官府授田只是民户获得土地的来源之一而已。 此外, 进一步研究有关文献记载和其他考古资料, 还应当补充以下两点认识: 第七, 官秩优先于爵位。 西汉初年, 由于官秩与爵位已经开始分离, 有爵者未必做官, 做官者未必有爵, 而做官者无论其有无爵位, 都比只拥有爵位而无官职者更容易获得实惠。这在汉朝建立之初复员与安置军队过程中, 在获得田宅方面表现得非常明显。汉高祖对“今小吏未尝从军者多满, 而有功者顾不得”的情况非常不满, 因此要求官吏尊重有爵位者, 尽快按照有关规定满足有爵者的田宅要求 谁没有看到针对官吏的田宅标准有什么具体规定。在《二年律令》中, 除了田宅以外, 其他方面的待遇, 往往都是有官秩者先根据官秩, 无官秩者才根据其爵位与官秩的对应关系, 例如: 《二年律令·传食律》:使非吏, 食从者, 卿以上比千石, 五大夫以下到官大夫比五百石, 大夫以下比二百石;吏皆以实从者食之。 《二年律令·赐律》:赐不为吏及宦皇帝者, 关内侯以上比二千石, 卿比千石, 五大夫比八百石, 公乘比六百石, 公大夫、官大夫比五百石, 大夫比三百石, 不更比有秩, 簪 如果官吏的官秩低而爵位很高, 则根据爵位享受相应待遇: 《二年律令·赐律》:吏官庳 (卑) 而爵高, 以宦皇帝者爵比赐之。 然而, 在田宅方面, 汉代的法律仍然以爵位为基础, 这明显是对秦制的继承。当然, 法律规定只是一个方面, 在现实生活中, 如前所述, 未尝从军的小吏比有军功的人更容易捷足先登, 优先获得足额的田宅。这一方面表明, 爵位的重要性已开始下降, 另一方面, 也说明当时在占有田宅方面, 如同其他方面一样, 法律在官秩与爵位之间也规定了明确的对应关系;如果一个人同时拥有爵位和官秩, 并不是把根据爵位所受田宅与根据官秩所受田宅加在一起, 而是爵高官卑者根据爵位获得田宅, 官尊爵低者则根据其官秩获得田宅。 第八, 法律标准不等于实授。 由于以下原因, 各等级民户的田宅数量未必如法律所规定的那样整齐划一。 首先, 各地物产不同, 人们的食物结构有别, 这将会影响到人对土地的依赖程度。在除了粮食以外, 还有其他食物来源的地区 (渔猎、畜牲) , 民户需要占有的田地数量当有别于纯农业区。《史记·货殖列传》中有这样的描述: 楚越之地, 地广人希, 饭稻羹鱼, 或火耕而水耨, 果隋 地广人稀的长江中下游地区, 按理说每户占有土地面积应该很大, 然而这里有丰富的渔业资源, 食物资源丰富, 并不完全依赖农业, 因此民户占有的田亩未必很多。也许湖北江陵凤凰山10号汉墓简牍中的一组户口、耕地记录有助于理解这一问题。现将简牍中25户居民田亩数量的记录 如果按总人口平均, 每人只有5亩多;按劳动力平均, 每人不过9亩左右;按户平均, 每户约25亩左右, 仅及《二年律令》所规定的最低等级 (司寇、隐官) 田宅数量的一半。每户占有田地如此之少, 如果完全依靠这些土地生产的粮食为生, 几乎是不可能的, 更谈不上缴纳各种赋税了。这一地区属于“楚越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