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风雨中的反则》与第二次女性主义思潮.docxVIP

《暴风雨中的反则》与第二次女性主义思潮 《加拿大现代女性玛拉特吴德》（magatwed，1939-）的小说《强奸幻想》（rapefantis）于1975年出版。首先，它在《联邦杂志》上发表，然后以《跳舞女孩和其他故事》（dancyclopedia，1977）发表。故事集1982年在美国(SimonSchuster)和英国(Jonathan Cape)出版时,这篇故事却被拿下,直到1985年作为阿特伍德入选《诺顿女性文学选》(The Norton Anthology of Literature by Women)的唯一散文作品,《强奸幻想》才陆续引起文学研究界的关注,自此频频出现在英美大学文学教材和各种文选中。 有研究者猜测,故事涉及的敏感话题是其被调整出20世纪80年代初美英两国版本的原因。 一、 女性强奸公司 《强奸幻想》的落选与80年代初将第二次女性主义思潮引向分裂的激辩相关。故事题目借用了“强奸幻想”、这个在第二次女性主义思潮中颇具争议性的概念。此概念由精神分析学家海伦娜·道尔奇(Helene Deutsch)在40年代首次提出,她以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在《受虐狂的经济问题》(The Economic Problem in Masochism,1924)一文中提出的女性天生的受虐倾向为依据,认为女性的性幻想天然具有性虐色彩,这种遭受性侵犯的幻想正是她们为性经验与生殖进行心理准备的过程,因此,“强奸幻想只是显示了一种被夸张的现实”。 《强奸幻想》借助第一人称叙事者埃斯特拉讲述了八段“强奸幻想”,其中前两段是埃斯特拉转述的两位女同事的强奸幻想,可以归入布朗米勒批判的被剥夺女性想象力的强奸幻想。埃斯特拉和同事们午餐聊天时,受流行杂志的启发,谈起各自的强奸幻想。年轻的档案管理员格雷塔幻想在18层公寓楼里独自看电视时被一位援绳而下、飞檐走壁的黑衣人强奸。漂亮的接待员格雷西想象自己在浴缸里享受泡泡浴时遭遇入室者袭击。这两位感情空虚的女性对假想中的性侵者毫无抵抗之心,她们沉默的暧昧态度极大弱化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浪漫化了被男性入侵者强暴的过程。正如埃斯特拉所嘲讽的那样,两个年轻女性的强奸幻想其实不过是“愿望满足”(wish fulfillment)而已,她们并没有被强奸,只是借助女性受害者式的性幻想,满足与魅力男性交往的真实愿望。她们的性幻想印证了主流文化强势塑造的两性关系模式及衍生的强奸文化:模式化的男女强/弱、主动/被动的两性角色预先设定了等同于女性气质的受害者形象,主流媒体向女性传播的“最好不要抵抗、以免受伤”的“谆谆”告诫则让女性彻底放弃抵抗的念头,安心做一个绝对服从于男性气质的弱者; 如果说强奸是“刻板的支配/服从的竞争型性角色文化在逻辑与心理层面上的延伸”, 其实,女性强奸幻想的现象在心理学领域一直是个未解之谜。 1982年美英版本的《跳舞的女孩们及其它故事》正是在这样的舆论背景下发表。虽然阿特伍德并不标榜自己是女性主义者,但她的著作一直颇受女性主义者们的推崇;位于女性主义两派观点交锋界面的“强奸幻想”,或许会直接刺激双方辩护者的敏感神经,将作家和作品卷入无谓的口水仗。更重要的是,《强奸幻想》的主体内容———女主人公埃斯特拉自己的六段幻想———实际已脱离女性性幻想的轨道,只是借助强奸幻想的概念外壳,讲述女性如何像小说《浮现》的女主人公一样“拒绝成为受害者”的想象而已,作家没有必要让这篇“借题发挥”的故事在舆论敏感期招致可以避免的误解。 二、 埃斯特拉:女性对于人性的救赎 那么,埃斯特拉的幻想究竟是如何借题发挥的呢?在埃斯特拉的想象中,面对深夜暗巷中的偷袭者,她可以冷静地让对方托着自己塞满杂物的钱包,等她一直翻找到用以攻击的塑料柠檬;她可以给失败到拉不开裤链的偷袭者指出树立自信的方法———推荐他去看自己的皮肤科医生,治好满脸的粉刺。重感冒的她会轻松说服同样重感冒的强奸者放弃攻击,和她分享纸巾与自制的感冒药水,一起看晚间电视。她会告诉受天使声音蛊惑的袭击者自己不可侵犯,因为她也听到了天使的声音,预言自己会生下圣安妮,而圣安妮就是圣母玛利亚的母亲。她可以变身功夫大师,分分钟捏碎对方的脖子、捣烂对方的眼睛。又或者,身患绝症的她遇到了同样身患绝症的侵犯者,共同的宿命让两人迅速成为心灵相通的伴侣,在彼此鼓励与扶持下,共同迈向生命的终点。 埃斯特拉夸张幽默、不乏真情流露的讲述,把强奸幻想改头换面为如何与图谋不轨男子机智对话、勇敢交锋、最终化险为夷甚至化敌为友的反强奸幻想。不同于格雷塔、克里西的强奸幻想中女性面对侵害时的被动、柔顺与沉默,她的反强奸幻想改写了强奸文化中被固化的女性受害者形象:女性沉着冷静,运筹帷幄,拥有扭转局势的智慧与语言才能。“受害者”是70年代阿特伍德关注的重要主题,她在《幸存者:加拿大文学主题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