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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越南独立到同意法国战后重访越南的转变 中国关于战后越南的对策经历了从中国单一的调解政策向越南独立发展的过程，并在法国战后返回越南。目前已有研究成果, 存在线性解释倾向, 揭示了蒋介石从主张“大哥”计划到顺从罗斯福托管计划的转变过程 从寻求“大哥”的特殊地位到“一如联合国家一员对越之关系” 1940年9月, 法、日在越南合作后, 中国西南抗战形势骤然恶化。为维护战时国防安全并“为求进出越南作战便利之目的”, 中国一面与驻越法军保持秘密情报联络, 一面扶植指导流亡在华的越南革命团体。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同盟各国虽对大西洋宪章所揭橥的建设“一个美好未来”的原则表示同意, 但根据这些原则引申到具体的事例, 则因各国立场不同而有不同的解释。战后殖民地问题便是如此。美国为削弱英法在亚洲的殖民势力, 增强殖民地人民的抗日力量, 明确表示支持战后民族自决。而英国因在亚洲享有巨大殖民利益, 首相丘吉尔于大西洋宪章签字后三星期在下院提出限制或保留措施, 将英国的自治领和殖民地划除在美国所提议的民族自决范围之外。 1942年8月3日, 罗斯福通过私人特使古索 (Currie) 向蒋介石表示:反对战后将印度支那交还法国, 主张由两国或三国联合托管。 至1943年8月, 中国对战后越南问题的态度发生明显转向。外交部长宋子文在出访英国时, 阐明了中国的战后愿望:“ (一) 中国战后决无领土野心, 惟东北与台湾则必须收复, 日寇统治下的朝鲜则必须独立。 (二) 应以同盟国的协力, 从速收复缅甸, 打开盟邦援华物资大量输入的通路, 俾在大陆上展开对日的反攻。 (三) 中国对越南之关系, 将一如联合国家一员对越之关系, 决不因中越曾有血缘, 遂具有染指越南的心理。 (四) 中国在战时, 需要与盟邦合作, 在战后也需要与盟邦合作”。将中国对越关系定位为“联合国家一员对越之关系”, 只是为了证明“中国的抗战目的, 在消极方面, 只是求生存, 在积极方面, 只是维正义, 根本无所谓‘新秩序’或‘共荣圈’”。 从寻求“大哥”的特殊地位到“一如联合国家一员对越之关系”, 这一对战后越南问题的重新定位, 反映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初期中国政府对“独立与合作”两大目标轻重缓急认知的变化。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被推重为四强之一的中国认识到自己“在东方的地位及其所负的责任是格外重大” 1941年底至1942年初, 泰越被划归中国战区、中国军队援缅和蒋介石访问印度等一系列事件, 激发了中国援助亚洲弱小民族、发扬民族主义的使命感。《中央周刊》宣称上述三事, “是我们援助东方弱小民族, 使之一律平等的开端”, 呼吁“对于目前发扬民族主义的机会, 千万不可轻易放过”。 蒋介石访印归来后, 便就印度独立一事致函美国友人, 请其转告英国, 重新考虑对待殖民地的态度。蒋指出:“今后太平洋战事, 正在英、荷两国殖民地内进行, 所以英、荷两国对于各殖民地内的民众——尤其是对于广大的、有历史有精神和潜伏力量的民族, 一定要从速赋予实权, 采取切实的方法, 使其力量得以充分发挥。然后才能使太平洋所有的各民族, 群策群力, 来挽救目前的危局!” 中国之所以以亚洲民族独立运动代言人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 除基于东方大国的传统义务感和国民党援助弱小民族的党义使命感外, 还出于战时打击日本的需要和对战后新世界的憧憬。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日本为打击西方国家在亚洲的势力, 以有色人种“保护者”自居, 利用“扶助亚洲弱小民族之解放”的口号, 在英荷殖民地煽动民族主义情绪, 扶植傀儡政权。东南亚各地居民, 则因不满殖民统治, 或持消极的中立旁观, 或助日人打击英荷。中国援缅部队亦遭到当地人的阻挠。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 中方认为:“此固由于日寇之多方诱惑”, “但其最大的原因, 却在同盟各国的政治家, 特别是英荷两国当局, 对于东亚各民族未有充分的认识, 至今犹不愿承认各民族悉有自由独立的权利。在所谓‘宪章’及所谓‘公约’或‘宣言’中所规定的‘民族自决’及‘恢复一切丧失自由的国家’, 显然未将所谓‘远东’的各民族包括在内”。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中国的抗战目标, 已由“完成建国大业”转向关注“战后和平”问题。从《大西洋宪章》和《联合国宣言》等一系列体现同盟国对于战后和平建设原则的文约中, 国民党人感受到建构战后新世界的“新精神”, 即“国际关系, 不当基于暂时的利害, 而当基于永久的道义”。这种国际道义之交, “有一点值得指出, 即关于若干问题, 应不分彼此, 全面合作, 同时, 关于其他若干问题, 则彼此应尊重主权, 各不干预……以今年元旦二十六国所签字的世界大宪章而论, 例如经济上的全面合作, 就是向心力, 各国家自定其政体, 各民族应享受其独立, 就是离心力。建立世界永久和平, 端赖此两力的均衡!能维持此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