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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代耳饰初步研究 耳装饰作为服装装饰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包括各种形式的服装，如服装、服装、戒指、戒指、戒指等。从考古出土的实物资料来看，早在距今8000年左右的兴隆洼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墓主人耳部周围便已出现成对的玉玦，或为最早的耳饰 本文全面蒐集考古发掘墓葬所见辽代耳饰，并结合文献和出土文字等资料，以东西文化交融为视角，拟对辽代耳饰的形制、工艺所体现的西方文化因素进行阐释，并透过耳饰对辽代的政治环境、文化背景等做进一步的研究，以期窥见东西文化交融背景下辽代社会的发展样貌。不足之处，敬请指正。 一、 发现的耳饰墓葬 辽代是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耳饰发展最为兴盛的时期之一，辽代耳饰不仅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之前的北方游牧民族政权，而且其器物造型的多样和工艺的精美程度亦达到李唐以来的新高度，对之后耳饰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根据已刊布的考古简报和报告，现已发现的出土有耳饰的辽代墓葬约有40余处，以今内蒙古自治区和辽宁省西北部出土数量最多，河北、天津等地也有发现；其中较为重要的遗址有克什克腾旗二八地一号墓 虽然出土实物资料丰富，但学界对辽代耳饰的专门性研究成果却并不多见。目前关于辽代耳饰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金、银质料耳饰造型与纹饰的型式分析，对辽人耳饰所反映出的唐、宋汉族文化因素多有详述，如朱天舒 二、 从考古发现的民族传统看辽代耳饰文化 辽代耳饰的形制种类丰富且匠心独具，总体上以耳环为主，以摩竭 通过对出土耳饰的辽人墓葬的考察可知，墓主人族属包括契丹、汉、突厥和其他游牧民族等，民族成分复杂，其中以契丹人耳饰最能体现东西文化交流的时代风貌，这之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摩竭造型的耳饰（图一）。摩竭造型的耳饰是辽代最富有特色的耳饰类型，为其他朝代所罕见。“摩竭”原指印度神话中一种长鼻利齿、鱼首鱼身的动物，其形象或源于鲸鱼、鳄鱼或二者的混合体 辽代独具特色的摩竭形耳饰的盛行，在一定程度上或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经中亚传入中国的印度佛教艺术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公元初，位于阿姆河地区的大月氏建立贵霜帝国，其疆域向南甚至扩张至北印度地区；而印度佛教文化也由此对中亚地区产生影响，这一点在考古发现中也得到证实。伯格拉姆（Begram）遗址位于今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北部，曾是贵霜王国的统治中心之一，在伯格拉姆2号工地10号房址内所出的象牙饰板上雕刻有摩竭图形 根据文献记载，伯格拉姆即唐代高僧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所述贵霜帝国夏都“迦毕试” 从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虽然4～6世纪摩竭造型的首饰在作为契丹族源地的今内蒙古和辽宁地区尚未发现，但辽西地区鲜卑及鲜卑化的汉人墓葬中具有西亚风格器物的出现并流行可以证明，在两晋及十六国时期作为草原丝绸之路终点的辽西地区已大量吸收了中亚、西亚地区的文化因素。草原丝绸之路系由我国古代北方草原地区通向中亚、西亚及欧洲的贸易商路，从考古发现来看，这条东西通道自晋魏到辽一直通畅 礼佛风气的盛行，亦是摩竭形耳饰在辽代流行的重要原因之一。契丹人最初信仰萨满教，佛教由汉人和渤海人传入契丹后，逐渐得到契丹皇室的重视和提倡，至圣宗、兴宗和道宗时，辽代佛教臻于极盛。佛教的流布对辽人的服饰和装扮均产生了一定影响。明代曹学佺所著《蜀中广记》中云：“西域诸国妇女编发垂髻，饰以杂华，曰鬘。中国佛像璎珞之饰，是其制也。” 此外，辽宁阜新国华乡辽墓出土有莲花童子金耳环1副，整体纹饰是以童子形象为主的独立人物纹结合佛教的莲纹 总之，同已发现的许多带有中亚、西亚甚至欧洲等地风格特征的其他辽代器物一样，辽代数量可观的耳饰同样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互动的重要证据。辽代早中期虽然继承了许多唐代器物的造型和艺术风格，但耳饰作为北方游牧民族特有的装饰因素，在形制、风格上或许与契丹之前的北方草原先民和西方的互动以及宗教的影响不无关系。 三、 辽代耳饰纹样在制作与使用上的差异 辽代耳饰不仅造型华美别致，而且制作和装饰工艺也臻于成熟，达到了当时北方草原的最高水平，对金、元甚至明、清等朝均产生了重要影响。辽代耳饰的工艺成就除了与唐代装饰技艺的影响密不可分外，还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中亚、西亚等地先进技术的影响。 首先，联珠立棱工艺体现了萨珊波斯文化对辽文化的浸染。在辽代早中期常见的金银质料的耳饰中，联珠饰棱的装饰工艺极为常见。如阜新南皂力营子一号辽墓出土的金耳坠 一般认为，联珠纹作为装饰纹样盛行于萨珊时期的波斯，多以联珠圈的形式出现，并多被应用于编织物、宫廷建筑的浮雕、萨珊银币以及各种器物上 通过对考古出土实物资料的分析，辽代与唐代的联珠纹样在制作和使用上存在明显差异。唐代以一体铸造后錾刻成型的联珠纹较为多见，多用于器皿和织物装饰，而所发现的少量唐代耳饰多风格华丽，其上鲜有联珠纹装饰；并且唐代中期之后，联珠纹在唐代器物上已很少见到。辽代联珠纹多铸造成型后焊接在器物上，饱满圆润，非常具有立体感，如耶律羽之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