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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墓壁画中戴嵌饰形象的比较 辽朝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由契丹人统治，以契丹族为龙头，汉族发挥重要作用。《辽史·仪卫志》记载:“辽国自太宗入晋之后, 皇帝与南班汉官用汉服;太后与北班契丹臣僚用国服,其汉服即五代晋之遗制也。”可见,有辽一朝在服饰上一直保持着契丹民族的特色,并且对汉族服饰也采取了兼容并包的态度。 文献资料中很少有对辽代服饰的详细记载,但是技艺高超的画师却用画笔将当时贵族生活的情况记录了下来。从辽宁阜新县关山辽墓到建平水泉辽墓, 穿行于一幅幅精美的壁画中间,不禁感慨辽朝君主“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英明决策。同时,不难发现契丹人与汉人的区别不仅体现在发式上, 还表现于佩饰。 汉族人在宋代以前,甚至可以说在明代以前,都秉持儒家与道家所共同提倡的身体全形观,遵循着“身体发肤, 受之父母,岂敢有损之”的传统礼制, 佩戴耳饰绝对是礼教所不容的行为。而作为“蛮夷”的契丹人则不同,不仅是女子,就连七尺男儿也会穿耳戴环。 壁画的真谛 辽墓壁画中所见的戴耳环的人物形象共有三类:髡发男子、裹巾男子和戴帽女子,其中髡发男子占多数。 发男性,双耳均戴前再留耳 由于壁画多展现了人物形象的一侧面貌,故所见耳环有戴于左耳者,也有戴于右耳者。赤峰白音罕山辽代韩氏家族墓地三号墓出土的男俑,可见其两耳均戴耳环。建平水泉一、二号辽墓所见的男子形象,其所有髡发男子均戴耳环, 其他戴幞头者、戴巾子者均未见佩戴耳饰的情况,并且处于同一壁面的人物所戴耳环亦有左右耳之分。由此推断,此应为壁画描绘的局限性所致,髡发男子应两耳均戴耳环。 在髡发男子的形象中,亦见将所留两侧鬓发插于耳环者,如巴林左旗滴水壶辽墓墓室西北壁壁画中端漆盘的男侍,其两侧鬓发较长,故将其插于耳环。 耳环的作用在契丹男子中可谓发挥得淋漓尽致,不仅具有装饰效果,还具有方便劳作的实用性。 辽代晚期限制了契丹女子戴肝大事子之戴制 辽墓壁画中目前所见的四例戴巾者均出现于晚期契丹族墓。据《契丹国志·岁时杂记》载:“契丹富豪民要裹头巾者,纳牛、驼七十头,马百匹,给契丹名目,谓之‘舍利’。”《辽史·舆服志》亦载:“道宗清宁元年(1055), 诏非勋戚之后及夷离堇副使并应承有职事人,不带巾。”由此可见,辽代晚期限制了契丹男子戴巾子的行为。若其为汉人又有悖于“身体发肤,受其父母” 的传统观念,因而这些人物的装束、所处环境,唯一个理由可通:他们可能是着汉装的契丹人,或许是因所奉主人身份的尊贵、或许是因辽代晚期制度的不行,他们在明令禁止的情况下以戴巾子隐藏自己的身份,并以戴耳环的方式表达了对本民族的推崇。 契丹女子织物上的不在之处 戴帽女子佩戴耳饰的形象以库伦旗二号辽墓墓道东壁女侍为代表。《中国北方古代少数民族服饰研究3 :契丹卷》 中载:“束髻与抹额的组合是契丹女子特有的服饰习俗。”那么,此种戴圆顶小帽的女子亦应为契丹女子。此外白音罕山韩氏家族墓地三号墓出土的着左衽袍服女俑也戴耳环。 在辽墓壁画中所描绘的人物除了佩戴耳环外,还可见一些佩戴耳钉的男子, 见于库伦旗二号辽墓天井北壁手持龙杖的契丹侍卫、关山八号墓墓道北壁的拄杖者。 耳坠耳坠 与壁画中所见的人物多佩戴耳环的情况相悖,目前辽墓中出土的耳环仅5件,均用铜丝或银丝直接弯曲折成环形,留一缺口供穿戴,分别见于赤峰白塔村辽墓、法库叶茂台辽墓、肇东蛤蜊城一号墓和四号墓。 除耳环外,辽墓中出土了数量众多的耳坠。较之耳环,其上端耳钩部细窄, 质地有金、银、铜、鎏金、石五种。根据耳坠所垂饰物不同,可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种由椭圆形环和附着于环上的凸状坠饰构成,坠饰有球形、椭圆形、 桃形。如凉城水泉辽墓M26 :16,环底和一侧附有球形凸起;凉城水泉辽墓M27:16和沙子沟辽墓沙M1 :283,环底和一侧分别附有桃形和圆形突起物; 法库小房身村南沟辽墓M1:13-1,呈鱼钩状,弯钩中部出环形节,中部外侧有凸出圆钮;锦州张扛村辽墓和林西小哈达辽墓各出土一对耳坠,钩身中部有圆形、钩侧有扁椭圆形的突饰。此外,辽阳三道壕辽墓出土的2件铜耳坠,亦属于此类,其顶有环钩,下为半月形坠体, 一侧有双珠突。库伦旗二号墓墓道北壁壁画中的抱罐侍女似戴此种耳坠。 第二种是螺纹耳坠,整体呈U形, 中部有脊,三条边缘有焊接金丝或银丝拧成的螺纹装饰,上接“U”形钩。如朝阳前窗户村辽墓出土的一对耳坠,呈新月形,边缘饰以颗粒纹,上接银环钩。 科左后旗白音塔拉契丹墓葬出土的4件金耳坠,坠面錾鳞片纹为地,并以三道凸起的连珠纹竖镶在坠面。 这种螺纹耳坠还有在穿耳侧部饰有装饰物的,如南皂力营子一号墓出土的金耳坠,整体造型作一突出花蕾,叶片边缘錾刻在连珠状,上端有穿耳弯钩。 克什克腾旗二八地一号墓出土的一对金耳坠,穿耳侧附一个蘑菇状装饰。巴林右旗虎吐路辽墓沙5M1:7,上端为细金丝穿耳,下端是用两条螺纹金丝焊接而成的坠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