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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闻媒体自由的不公正问题 一、 对马克思传播的“新闻自由”说 “新闻自由”是资产阶级在与封建主义斗争中提出的一个进步口号。它也是资产阶级反对地主和神权的锋利武器。对此，马克思早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又称为《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级会议辩论情况的辩论》）中有一句话特别引人深思—“新闻出版的最主要的自由就在于不要成为一种行业” 耿步健认为，马克思所表达的核心主旨在于“不能将新闻出版自由混同于行业自由，不能将新闻出版自由看作牟利的手段” 陈堂发则把这句话视为马克思通过新闻出版自由批判资产阶级代表（即第六届莱茵省中的城市等级代表）的专利，他认为：“城市等级的代表即资产阶级代表认为报刊是牟利的工具，新闻出版活动是牟利活动，新闻出版自由就是行业自由。” 可见，现有研究多在新闻出版不应受经济因素或牟利阶级的束缚这层意义上来理解为何“出版自由”区别于“行业自由”。事实上，马克思在文中随后便对自己的论断做了进一步的阐述：“把新闻出版贬低为单纯物质手段的作者应当遭受外部不自由—书报检查—对他这种内部不自由的惩罚。” 二、 “行业自由”与“出版公司” 如前所述，促使马克思公然声称“新闻出版自由”不是一种“行业自由”的原因，是其论敌企图将新闻出版自由牟利化、狭隘化、非现实化的做法。从《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的别称—《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级会议辩论情况的辩论》，不难发现这篇文章的主题正是“以新闻出版自由为中心对诸侯等级、贵族等级为典型的封建顽固势力以及城市等级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进行批判”，还可以看出，“新闻出版自由是一种行业自由”的主要倡导者不外乎当时存在于黑暗等级社会中的剥削阶级。 对诸侯等级来说，新闻出版只是它的工具，具有维持社会稳定的属性，是可控化、典范化、模型化的武器，在这一环境下“报纸……必须学会一套与自由相适应的外貌和作风” 总括来说，在新闻出版问题日益凸显的社会转型时期，诸侯等级和贵族等级作为统治群体，书报检查制度是其权衡“新闻出版自由”的圣经；新兴的城市资产阶级则坚持新闻出版的自由必须以实际的经济盈利为前提。也就是说，当时德国所有的剥削阶级在这一点上—以“行业自由”替代“新闻出版自由”为契机维护自身的根本利益—基本是一致的，差别仅仅在于，前者主张宏观的政治干预，后者看重微观的资本渗透。但是，无论何种方式都容易造成似是而非的理解：马克思有关“新闻出版自由”批判的根本矛头是指向“行业自由”的，毕竟他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中提及的所有论敌—封建顽固势力及城市资产阶级—都企图将新闻出版归结为一种行业。那么，马克思围绕“新闻出版自由”所做的长篇大论自然是为了彻底撇开“新闻出版自由”和“行业自由”的联系。 事实并非如此。从实践的角度看，新闻作品若想成功出版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就必须经历出版公司或企业的审查，否则马克思所强调的“新闻出版自由”将会被意识形态化而无法得到落实。事实上，马克思认为“新闻出版自由”与“行业自由”存在根本的不同—“当然，新闻出版也作为一种行业而存在，不过那已不是作者的事，而是出版商和书商的事了。但是，这里所谈的不是出版商和书商的行业自由，而是新闻出版自由” 马克思认为，“在德国这样一个泥潭里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这种认知上的差异 相较之下，围绕“新闻出版的最主要的自由就在于不要成为一种行业”的命题，很多人凭“最主要”三个字误以为这是马克思在新闻出版领域内所渴望的终极目标。事实上，马克思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之后的文字里是这样批判与该命题相反的观点—“这样一来新闻出版不会成为把人民联结起来的普遍纽带，而会成为分离人民的真正手段，等级的差别就会在精神上得到固定，而出版物的历史就会降低到某几种特殊精神动物的自然历史的水平” 依此逻辑，近代文明国度内的剥削阶级只要将令其恐慌并试图联合扼杀的“新闻出版自由”强行扭曲为一种“行业自由”，那么，原本纯粹的“出版自由”自然会渗入诸多对平民阶层而言极其不利的权力因素与资本因素，而实际的新闻斗争就会演变为社会范围内的政治控制与资本压迫。这样一来，“行业自由”中所承载的新闻内容、新闻精神及新闻理念便与当时剥削阶级的新闻利益毫无二致，只是它避开了传统、公开的恐怖手段和经济掠夺，以一种相对平和的中介作为制约方式，在出版领域排斥其他“错误的”、“反动的”诉求。而此企图一旦成功，马克思所强调的“新闻出版自由”在那个时代所孕育出来的一系列新观念都将被剿灭，而剥削阶级所维护的旧秩序则得以继续维持。因此，在马克思对“新闻出版自由是一种行业自由”进行批判的背后，实质是他对黑暗社会的政治质疑与资本揭露。在马克思看来，“没有新闻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会成为泡影” 可见，主观的对立乃是现实的对立在逻辑思维中的反映，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