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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隋代的通守 隋朝是地方行政体制发展和改革的重要历史时期。史载, 隋代“大小之官, 悉由吏部, 纤介之迹, 皆属考功” 通守是隋末设置的一个具有特定功能的官职, 为其他朝代所无。通守为郡级佐官, 位次太守, 于大业末起义四起、隋政权岌岌可危的形势下设置。正其所处形势之特殊与严峻, 加上炀帝为镇压农民起义而特加重用, 赋予大权, 在大业末年, 通守的实际功能已经取代甚或超越了太守。本文在详尽搜集传世文献与墓志史料的基础上, 将通守的设置放在大业末年的总体形势下进行考察, 探讨其在隋末具有的特殊政治功能与职守权限, 希望对了解隋代地方官制的变化与大业末年的政局有所裨益。 (一) 通守设置的原因 隋初, “罢郡, 以州统县”, 改州郡县三级制为州县两级制。炀帝继位, 于大业三年 (607) 又“罢州置郡, 郡置太守”, “其后诸郡各加置通守一人, 位次太守, 京兆、河南, 则谓之内史” 隋朝立国三十余年, 文帝励精图治, 出现“人物殷阜”的繁盛景象, 史称“开皇之治”。炀帝时社会经济继续发展, 到了大业五年 (609) 前后有“隋氏之盛, 极于此矣” 通守的设置是出于炀帝对农民起义镇压的目的。一方面, 大业末年地方诸郡的太守已难以担当镇压起义的重任, 他们在镇压行动中往往表现不力, 日益失去炀帝对他们的信任。另一方面, 隋炀帝为挽救隋室的命运, 镇压起义, 特地设置通守一职, 选拔一批出身不高、但忠诚果敢的将领出任各郡通守, 并赋予其极大的权力。从大业末年各郡通守所担负的实际责任与具体行动来看, 尽管通守职位低于太守, 但有时兼领数郡军政大权, 在职守权限上已经超越了太守。可以说, 炀帝选用的这一批通守, 绝大部分忠勇可嘉, 成为隋末政权的主要支撑力量。然而, 隋政权终因种种因素, 最后覆亡于农民起义的风暴之中, 通守也成为与隋政权共存亡的一个时代特征。 (二) 隋代的通守制度 为方便探讨通守及其职守, 今将传世文献及墓志史料中所能见到的通守编为表1: 表1所列通守, 检索史传及墓志, 共辑得26郡通守, 大多任职于大业末年, 仅河内郡通守孟善谊、西河郡通守刘赡史载任职在义宁年间, 张长逊、袁子干、陈君宾、郑虔符等人史载任职在武德初, 估计他们始任时间当亦在大业末年, 义宁、武德之际仍然居任此职。从地域分布来看, 北起涿郡, 南至高凉郡, 西极西平郡, 东达毗陵郡、齐郡等, 基本上覆盖了帝国全境。《隋书·地理志》记载隋代共有189郡, 这里所检得设置通守者仅26郡, 但史书所载多为起义军活动区域, 余不悉载, 而从以上26郡通守的覆盖面来看, 则隋末应当在各郡都设置了通守。这与前述《隋书》、《通典》所载每郡各置通守一人正好相符。 通守的职守权限。首先, 通守为镇压起义而设, 统领一郡乃至数郡兵众, 最主要的职权是掌领军事权力。尤应注意, 通守有时不仅掌管本郡军务, 而且还被特命为兼领数郡的军事领导权, 以便镇压波及数郡的起义。最典型的是张须陀任齐郡通守时, 又兼领河南道12郡黜陟讨捕大使, 其职权已大大越出管理本郡军务的范围, 而成为河南道12郡的军政长官。又, 毗陵郡为江南重镇, 地近江都, 通守路道德亦统领十郡兵数万人, 镇压了吴兴沈法兴的叛乱。可见在军事要区, 通守因为镇压起义的特殊任务, 其职守权限远远超越了一般太守。 其次, 通守有时兼领地方政务。炀帝东征高丽时, 重点经营涿郡, 作为进攻高丽的军事基地。史载“炀帝将有事于辽东, 以涿郡为冲要, 访可任者。闻 (郭) 绚有干局, 拜涿郡丞, 吏人悦服。数载, 迁为通守, 兼领留守” 综上所述, 在制度规定上, 太守为一郡之长, 通守为其副贰。但是处在大业末年内外交困的特殊情形下镇压国内起义是摆在帝国面前的头等大事正因如此通守一职由于主管军政, 领军镇讨, 被赋予极大的军事权力。有时也兼有对地方行政管理之权, 加强军政集权, 以保障军需的及时补给与军事行动的顺利。故隋末通守有着相当重要的政治地位。 (三) 通守与通守的关系 通守的职守地位至为重要, 肩负镇压起义的重任, 深得炀帝信任。从上表所列26郡通守来看, 其出身大多较低, 少数为隋陈宗室与炀帝的藩邸故旧。 第一类, 大多出身于基层军职与低级胥吏, 但在隋末镇压农民起义中累积军功, 故而甚得炀帝赏识并被拜为通守。张须陀出身微贱, 以征讨西爨、平定杨谅及镇压王薄等起义军而累积军功, 升迁为齐郡通守, 同时兼领河南道12郡黜陟讨捕大使, 权任甚重。郭绚“家素寒微”, 初为尚书令史, 后杂任吏事, 以吏干见长, 但他也曾立有军功, 最后迁任涿郡通守。死后追赠为北海郡通守的松 第二类, 杨隋与梁陈宗室。他们或也立有军功, 但主要以荫任出仕为主。梁郡通守杨汪、清河郡通守杨善会均为隋朝宗室支属, 襄城郡通守萧铉则是萧梁宗室后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