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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法律思想述评 亚里士多德被称为“最高的古代思想家”，在社会学上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精心研究了古希腊城邦的政治法律制度,提出了一些新的法学理论,对西方法律思想史的发展,产生过极大的影响。亚里士多德的法律思想牵涉面很广,本文只就其中的主要内容发表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 法律的目的:正义 亚里士多德生活的公元前四世纪,是希腊各城邦,特别是雅典的思想和政治的动荡之秋。除了奴隶主阶级和奴隶之间的基本矛盾之外,在自由民内部,贫富两极分化加剧,富人和穷人、大奴隶主和下层自由民的斗争日益激化。中、小奴隶主从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出发,对内要求调和当时的社会矛盾,寻求安定和避免动乱,对外则要求继续保持希腊城邦的独立自主。亚里士多德就是作为中、小奴隶主的代言人,提出了自己的法律思想。他承袭柏拉图的“正义”学说,并赋予新的内容,把“正义”确立为法律的理想标准,以此论证奴隶制法律的合理性和永恒性。他主张法律的内容就是正义,“法律的实际意义就在于促成全邦人民都能进于正义和善德的永久制度。” 亚里士多德把正义分为两种:一是分配的正义,这种正义规定团体对个人的关系,它“表现在对荣誉、财富或其他任何可以在参加某个社会的人们之间进行分割的东西的分配上。” 亚里士多德对正义的区分,建立了后来区别公私法的理论基础。罗马法学家提出的公法与私法的划分,就是根据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把分配的正义所支配的领域划为公法,把平均的正义所支配的领域划为私法。亚里士多德这个理论的提出,从当时来看,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他提出以平等对平等的平均的正义,反映了自由民中的工商业者阶层要求发展经济,巩固经济秩序,反对贵族特权的愿望。当然,亚里士多德的这一理论仍有很大的局限性。他所讲的分配的正义,是国家对不同的人按其不同的价值,按比例分配。这样奴隶主价值大,所得到荣誉、财富和其他文化利益就多;而自由民下层价值小,所能得到的就少。这种分配的正义,实质就在于巩固奴隶制社会阶级的不平等。而平均的正义,不过是不平等基础上的平等,其根本目的也是为了保护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亚里士多德还认为,政治上的正义,一部分是自然的,一部分是习俗的。自然政治正义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愿为转移的,到处都存在着;习惯政治正义,则因制定者的规定而有一定的内容 二、 关于法律的灵活性和稳定性 亚里士多德深入探讨了法治的几个环节,从理论上阐述了法治的基本含义和特征。他指出:“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 在法治的几个环节中,亚里士多德十分重视立法对维护国家制度的作甩,并认为凡能维持其所创的国家制度(城邦政体)于久远的,才可以说是良好的法律。他说,“立法家应慎重注意各政体所以保全和倾覆的种种原因,他们应该根据那些要领尽心创制一个足以持久的基础,他们应该对于一切破坏因素及早为之预防;他们必须为他们的城邦订定整部习惯(不成文法)或成文法律,垂之后世。在这部法典中,必须特别重视一切为之保全的方法。” 如何才能有良好的立法?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中庸之道”作为立法的原则。他认为立法的基本精神就是节制人民,训练和教育人民,使人民具有良好的习惯和美德,成为善人。他视中庸为美德的重要属性。他认为每种德行都是两个极端之间的中道,而每个极端都是一种罪恶。如:勇敢是怯懦与鲁莽之间的中道;机智是滑稽与粗鄙之间的中道;磊落是放浪与狠琐之间的中道;不亢不卑是虚荣与卑贱之间的中道;谦逊是羞涩与无耻之间的中道;真理性是自夸与虚伪之间的中道 亚里士多德看到了立法对经济的作用。他说,“为政最重要的一个规律是:一切政体都应订立法制并按排它的经济体系。” 亚里士多德在立法理论上,还特别强调法律的灵活性和稳定性相结合。他说,法律必须在某些情况、在某些时候加以变革,如果一定以守旧安常为贵,那就荒唐了。他认为,原始的许多习俗(不成文法律)必须废改,而且以后所立的成文法律也不应该是一成不变的。但同时他又强调法律应保持稳定性,不能常变。因为“法律能见成效,全靠民众的服从,而遵守法律的习性须经长期的培养,如果轻易地对这种或那种法制常常作这样或那样的废改,民众守法的习性必然消减,而法律的威信也就随着削弱了。” 亚里士多德对执法予以极大的关注。他说,法律在任何方面都要受到尊重并保持无上的权威。“最后的裁决权力应该寄托于正式订定的法律。只是所有的规约总不能概括世事的万变,个人的权力或若干人联合组成的权力,只应在法律有所不及的时候,方才应用它来发号施令,作为补助。” 亚里士多德非常重视守法问题。他认为“法律所以能见成效,全靠民众的服从” 亚里士多德特别重视青少年的守法问题,主张对青少年从小就施行法制教育,使他们适应本国的政治体系和生活方式,养成遵纪守法的习惯,并且还要杜绝一切可能使他们养成不良习愤的任何秽亵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