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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名称及其族源若干问题 蒙古起源于蒙古的原始魏。蒙古西魏是西魏的一个分支，在历史学家中得到了基本证实。我们在《蒙古名称与民族起源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参与了论证，并表示同意。这里,试再提出室韦即为鲜卑和《魏书》为何取此别称;《隋书》、两《唐书》关于室韦分部的探讨;比勘两《唐书》记载蒙兀室韦名称与地望的异同;蒙古的名称何以有几十个之多的异文;对蒙古的含义的不同解释应何所取准等几个问题的看法,以求教正。 一、 室韦即鲜卑,《汉书失韦传》记载在经行的山期 室韦之为鲜卑的别称,方壮猷在《室韦考》中即已作了论证,但在审音上似还不够明确。按“鲜”为心母仙韵字,“室”(失)为审母质韵字。仙韵字如天、田、玄、渊等可入真韵,因此阳声的“鲜”可转为入声的室(失)。“卑”为帮母支韵,“韦”为喻母支韵,韵相同而声则唇、喉可通转,由Bei转读Wei,因而鲜卑别称为失(室)韦。 魏收为什么要舍鲜卑而取失(室)韦这一别称呢?这乃是出于当时政治上的需要。高欢让魏孝武帝投靠宇文泰,输了一大注,因而尽量把自己装扮成是鲜卑族的胤嗣,以作为篡继魏朝的重要补偿筹码。高洋在废孝静帝改为齐朝之后,马上在第二年赶修《魏书》以表示魏统乃由他禅继,指斥宇文氏政权之为僭伪。于是就想方设法把其他鲜卑的后裔尽加讳匿或指为出自别族,以显示只有他高氏一门才是鲜卑的正宗嫡胄。且看对于慕容廆说是“其本出于昌黎”,宇文莫槐说是“出于辽东塞外”,段就六眷说是“本出于辽西”,都不指明是鲜卑;对于和室韦列于同卷内的高句丽、百济、勿吉,则都指出其族属或为夫余或为肃慎,而对于库莫奚、契丹则讳言其为鲜卑族,而称之为“东部宇文之别种”和“异种同类”,唯有失韦和“称其国西北有国家先帝旧墟”的乌洛侯则讳莫如深不著其族属。高欢既已冒认鲜卑在前,高洋自然不愿也不敢再提真实的鲜卑裔胄于后。失韦之为鲜卑的别称,其原因就是出于这种虚怯的心理。不料这样移花接木指鹿为马的手法,竟起到掩瞒的作用,室韦取代鲜卑,一直传了下来。 这里附带提一提《魏书·失韦传》以及《勿吉传》所记自和龙起程前往经行的山川地名问题。中外学者对此多有所考证。但《勿吉传》所记的如洛瓖水、太鲁水、速末水,以及析黎山,均有其他记载可资参证,现在这三条水作西拉木伦、洮儿、松花的读音,也还很近似,而《失韦传》所记的经行山川,却无一能作出有力的佐证,并且传文开言便错“路出和龙北千里,入契丹国”。这又何以如此参差?按勿吉应是处在第一松花江之南,第二松花江以东地区(因第一松花江当时通称难河,第二松花江则是速末转为宋瓦再转为松花),从和龙二百余里的善玉山启程,经过如洛瓌水(西拉木伦河)是在“水广里余”处,当不会是上游,而应是中下游,途径并非纡曲,最远距河水折而南流处也只有六、七百里之遥,因而是不是可以这样推断:室韦的使者张焉豆伐是信口开河,向壁虚构,所讲的山水名称,只有 二、 关于我唐有九部也是在《通典》规定的范围内扩大化后,杜耀的九部部落或部落 《隋书》记室韦有五部;杜佑《通典》录唐时“所闻有九部焉”,《旧唐书》据以纂写入传。《隋书》以“南、北、钵、深末怛、大”名五部,《通典》、《旧唐书》所列的九部看来是将大室韦除外的,因为《旧唐书》说明“其北大山之北有大室韦部落。”这九部(《通典》、《旧唐书》、《新唐书》都只记有八部,不知何以遗落一部)名称又各有所不同,《通典》为“岭西、讷北、黄头、大如者、小如者、纳婆莴、达木、骆驼”,《旧唐书》无“达木”增“讷北”,“纳婆莴”略去“纳”字只称“婆莴”(《新唐书》则称“骆驼”为“骆丹”)。《旧唐书》又对乌素固等六部落不加室韦称号,似意在有别于“九部”,而对讷北支、蒙兀、落俎三部则又称之为室韦。这就不止九部而是十一部,再加上东室韦、西室韦,还有个膺受室韦都督封号的和解热素,和解自应也是室韦。这九部之称就不免使后人莫明其何所取意。《新唐书》取消“我唐有九部焉”的提法,而一律改为“分部凡二十余”,这倒是直截了当。这里,我们想只就《通典》所列举的九部并综合两《唐书》有所改易的实为八部室韦的名称,追溯探求与《隋书》五部的关系。《通典》说它们“近者三千五百里,远者六千八百里。”《旧唐书》改“远者”为“六千二百里”。《新唐书》则约举为“近者三千,远六千里而赢”。这就可以看出是总的交代了《隋书》所记“南室韦在契丹北三千里,……南室韦北行十一日至北室韦”。这南北二室韦是包举在内的。其中,婆莴部之为钵室韦,也已有屠寄和方壮猷作出论证。现在只须再看还有没有“深末怛”在内了。我们认为“深末怛”也在其内,那就是“讷北”、“骆丹”这两部。讷北、骆驼或骆丹两部,两《唐书》均如此先后连接并排在末尾。这标志二者为“深末怛”一分为二的密切关系。让我们仍用音转这个方法试作探解。“讷北”的“讷”与“诎”通。《史记·曹相国世家》的“择郡国吏木诎于文辞重厚长者,即召除为丞相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