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与南朝文学风尚之变迁隋炀帝与南朝文学关系考论.docxVIP

隋炀帝与南朝文学风尚之变迁隋炀帝与南朝文学关系考论 一 南北朝文学的融合 杨涌在当时的文坛上是一位特殊的人物。隋朝统一南北, 炀帝以帝王之尊, 醉心文学, 其作品不仅数量多 (《隋书·经籍志》录《炀帝集》五十五卷) , 而且水平较高。当代论者多从南北文学融合的历史命题生发, 分析隋炀帝诗歌艺术之构成, 并推衍其文学史价值。隋炀帝出身于关陇勋贵集团, 又痴情南朝文化, 南北文学在他身上实现融合, 似乎顺理成章。这些研究对文献的搜抉用力甚勤, 所取视角也有其合理之处。但对史料的解读发掘, 尚有深入的余地。 南北文学融合的命题是魏征等人在编撰《隋书》时首次提出来的。其《文学传序》云:江左宫商发越, 贵于清绮;河朔词气贞刚, 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 清绮则文过其意, 理深者便于时用, 文华者宜于歌咏, 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 简兹累句, 各去所短, 合其两长, 则文质彬彬, 尽善尽美矣。 炀帝所属的关陇集团, 文学水平原本较低。以庾信、王褒为代表的一批南朝文人入关后, 极大地推动了关陇地区的文学发展, 成为文坛膜拜的典范:王褒、庾信, 奇才秀出, 牢笼于一代。是时, 世宗雅词云委, 滕、赵二王雕章间发。咸筑宫虚观, 有如布衣之交。由是朝廷之人, 闾阎之士, 莫不忘味于遗韵, 眩精于末光。犹丘陵之仰嵩岱, 川流之宗溟渤也。 既然柳錎影响到隋炀帝并导致其文风转变, 那么, 柳氏必然提供了一种新的文风, 不同于轻艳的庾信体。柳錎的著述, 《隋书·经籍志》录“秘书监《柳錎集》五卷”, 现已亡佚殆尽。存世的作品,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辑录文章四篇:《奏增房中乐钟磬》、《与释智书》、《徐则画像赞》、《天台国清寺智者禅师碑文》 二 “典”“丽”的文学观 柳錎来自后梁。后梁由萧统第三子萧錑创立, 居于江陵一隅, 历萧錑、錑子岿、岿子琮三世, 先后附庸于北周和隋朝, 隋文帝开皇七年废, 享国33年。隋炀帝与后梁关系最为亲密, 他的皇后萧氏就是萧岿的女儿, 即萧统之曾孙女。《隋书·后妃传》说她“有智识, 好学解属文……帝甚宠敬焉” 后梁是萧统的哲嗣, 萧统的文学主张恰恰就是“典”和“丽”。在《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中, 他提出了“夫文典则累野, 丽亦伤浮, 能丽而不浮, 典而不野, 文质彬彬, 有君子之致” 在萧统的“典丽”文学观中, “丽”比较容易理解, “典”则还须辨析。曹道衡认为“典而不野”、“丽而不浮”强调的主要是“典雅”, 《文选》中对民间作品和写男女之情的作品录取较少, 与之有关。 炀帝能够很快接受典丽的文风, 除了他与后梁萧氏的亲密关系, 也因为典丽和轻艳仍有某种共通性, 即对美丽之文的追求, 这样的转变并不意味着跟他的文学启蒙彻底断裂。炀帝有的作品就介于“轻艳”和“典丽”之间。比如《宴东堂》诗:雨罢春光润, 日落暝霞晖。海榴舒欲尽, 山樱开未飞。清音出歌扇, 浮香飘舞衣。翠帐全临户, 金屏半隐扉。风花意无极, 芳树晓禽归。 另一方面, 典丽所要求的文质结合, 比较符合当时的政治文化氛围。隋文帝这个人过于俭吝, 对华丽的东西有一种近乎病态的警惕。“ (文帝) 居处服玩, 务存节俭, 令行禁止, 上下化之。开皇、仁寿之间, 丈夫不衣绫绮, 而无金玉之饰, 常服率多布帛, 装带不过以铜铁骨角而已。” 三 生活作风的改变也是《隋书》“通融”而作“则非轻侧之风” 理清了炀帝的文学渊源, 再看《隋书·文学传序》中对他的那段评价。如果综合诸种文献, 这段话存在不少歧义。首先, 所谓“轻侧”, 已有学者专文讨论, 乃指以宫体为代表的浮艳文风, 而庾信又是其典型 其次, 对于炀帝即位前的“非轻侧之论”, 有些研究者比较强调他的政治用心, 认为他是虚伪矫饰, 以博取文帝的欢心, 来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宇文所安在《初唐诗》中就针对炀帝批评清庙歌辞一事提出猜测:“这种言论十分相似地重复了他父亲对南朝华丽夸饰文风的厌恶。但是炀帝的动机尚有可疑之处, 因为他此时正试图通过逢迎, 博得他父亲的欢心。” 再次, 《文学传序》对炀帝“暨乎即位, 一变其风”的描述, 与整段文字前后抵牾。即位前“有非轻侧之论”, 即位后一变其风, 则意味着恢复到轻侧之风。而《与越公书》、《建东都诏》、《冬至受朝诗》及《拟饮马长城窟》等都是炀帝即位后的作品, 既然这些诗文属于“典制、雅体”, 又何来“轻侧”之说呢?因此, 魏征等人这段话本身不够严谨, 易生歧误。综观《隋书》, 炀帝登基之后, 再无管束忌惮, 骄奢淫逸, 较之即位前, 真的是“一变其风”。生活作风的改变也多少辐射到文学创作。《隋书·音乐志》云:炀帝矜奢, 颇玩淫曲, 御史大夫裴蕴, 揣知帝情, 奏括周、齐、梁、陈乐工子弟, 及人间善声调者, 凡三百余人, 并付太乐。倡优錚杂, 咸来萃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