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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明清之际的欧洲和中国的土地制度看中国历史的发展 中国是一个集中化的封建帝国。由于地域辽阔、物质博扬、人众多大，封建帝国的经济发展极不平衡，阶级关系非常复杂。它的历史发展有其独特的路径。它与一般历史没有什么不同。我像凯瑟霍夫一样。中国是一个长期处于抑郁状态的社会。中国历史发展有其本身的特点,既不同于马克思所说的欧洲社会、日本社会,也有别于其他亚洲图家如印度、埃及、波斯等等,因为中国不象近、中东国家那样沙漠地带,国家的繁盛,因和水利灌溉有关,但作为封建社会的基础——封建土地所有制,却始终是私有制 首先,中国的大统一是由地主阶级来实现的,地主阶级的强烈保守、因袭思想和庞大的官僚机构相结合,使得这个统一国家的前途,只能是专制和愚昧,而不是科学和民主。中国土地虽然可以买卖,但不是很自由的,在法律上,习惯上还受着乡族势力的干涉:地主的取得土地,不纯是依财买田,有的是恃势横夺,并且还占主要地位,所以这种土地买卖显然是不彻底的,不成熟的。同时,土地可以买卖,对于整个社会风气都有深刻的影响,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求田问舍”,是中国地主的理想;而“醉卧沙场”,则是改洲骑士的归宿。因为骑士们只有远征、掠夺、追求战胜品和土地才可积累财富。反之中国的地主只要守住家门,收地租,放高利贷,财富便会滚滚而来。再则土地买卖又阻碍中国封建经济的成熟发展,在欧洲只有封建贵族才有可能与土地发生关系,于是社会上聪明才智之人都去经营工商业,中国则否。这是东西方历史的差异点。农民一面有相对的离土自由,可以辞离、退佃、起移,不那么严格地隶属在土地上面;其另一面,则人身依附关系仍十分严重。清初“凤颖大家将佃户称庄奴,不容他适”。徽属资源也还有随田佃客的风格,即将佃随田转卖,勒令服役 其次,研究中国历史必须进行综合比较研究,马克思在谈到欧洲封建社会时,曾指出日本的封建社会接近于欧洲的纯粹封建社会,而和其他的东方国家有所不同。上面我已约略述及中国封建社会的情况,是既早熟而又不成熟,它的社会变革过程,从氏族制到奴隶制,从奴隶制到封建制都不是十分彻底的。而游牧民族的不断内侵,时带来落后的社会制度,也给予中国社会一定的影的响。有不少地方是和前社会的残余生活形态采取协调、妥协之下而成立的。这种残余既为地主阶级所利用、又适合小生产者的需要,因而保存最多,造成复杂化。故在这个社会里,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控制不仅用经济的剥削,政治的压迫,还利用中国历史的早熟性保留有较多的奴隶制和村社制残余,并通过上层建筑,国家机器,即庞大的官僚机构来进行调节,控制;通过科举制、捐纳制的办法,挑选继承人,按地区分配名额,并设置“商籍”、“客籍”、“棚籍”诸种名目，让各地方的地主分子和商人都能得有入仕、晋升的机会,分别吸收到各级政府,以充实封建国家的政治机构。科举制较之门阀制优越点,即在于这班经过科举制出身的人,不一定都是大贵族阶层,他们有的来自平民社会较能熟悉民情,了解民间疾苦,为维护封建统治,不时进行改革和更新,这比那班门阀子弟养尊处优,不辨菽麦的人,只懂得荒淫与无耻,是有所不同的。为镇压被统治阶级和本阶级内的不纯分子,中央政府又采取循吏(清官)与酷吏的两手,有张有驰,进行控制,形成为一个极具有弹性的封建社会。这和马克思所说的那种等级森严,以土地尽可能分给多数的臣属为特征的欧洲或日本的纯粹的封建社会显然有某些的不同。这韧性,又表现于“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概也” 其三,由于中国历史的早熟性,由于生产力始终是最革命的因素,尽管中国的封建经济在其前进的道路上遇到了种种的阻力,然而它毕竟仍能曲折地向前推进,只是它的展极不平衡,进度不是直线上升,而是有发发展,有迟滞。有萌芽、有中断、有夭折、有继承,这又是明清社会的另一特点。同时,我又认为,中国的经济区域是多元的,有平原、有山区、有沿海、有内陆,各自发展。并在不平衡的规律支配下,曾出现有些矛盾的现象,在落后地区有进步因素,在进步地区有落后因素,彼此互相限制,互相激荡,互相对立,而又互相抱合在一起。这种矛盾的现象,在明清时代的社会经济和意识形态诸方面都有所反映。其最明显的,即在明代中叶以后,在经济上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因素,这是明清社会经济史上的一件大事,她的繁荣不是出现于王朝建立的早期,而在其中期以后,这是耐人寻味的一个问题。与此相对应的,即是社会风气的变化,出现一股活泼、开朗、新鲜的时代气息。我记得龚定庵先生有几句很中肯的话,颇不为人所注意。他说:“有明中叶嘉靖及万历之世,朝政不纲,而江左承平,斗米七钱。……风气渊雅,……俗士耳食,徒见明中叶气运不振,以为衰世无足留意。其实尔时优伶之见闻,商贾之气习,有后世士大夫所必不能攀跻者,不贤识其小者、明史氏之旁支也夫” 由于上述种种历史特点,长期以来,卫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