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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的传入与传播 7000年前，在浙江省余姚河姆渡遗址中发现了第一个陶质耳钉，最初被称为纺轮船，后来被称为耳钉（图1）。由于此耳栓完全符合对耳珰的界定, 所以本人将之称为耳珰。此外新石器时期其他地方也出土了耳珰饰品, 例如江苏无锡鸿山邱承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玉耳珰、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第二地点一号冢石棺墓出土的玉耳珰、安徽含山县凌家滩遗址出土的各类耳珰等, 证明耳珰最晚出现于新石器时期。历经数千年, 耳珰在汉魏六朝时期达到鼎盛, 尤其是这一时期的贵族妇女, 非常热衷于佩戴耳珰, 也由此留下了大量描写女子佩戴耳珰的诗篇。在此时期以后, 中原地区耳珰逐渐被各种新式耳饰所取代, 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只有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一直保留了佩戴耳珰的传统。 新石器时期的耳珰, 主要分为两种造型。李芽在《中国古代耳饰研究》中将之定名为“蘑菇形耳珰”和“收腰圆筒形耳珰”。这种分类法比较形象地依据两种耳珰的形状特点进行了区分。但是根据实物图片我们可以看出, 这种分类并不能准确地包含全部造型, 例如新乐遗址出土的煤精耳珰, 与广东省珠海南扪遗址出土的耳珰同属“收腰圆筒形耳珰”略有不妥, 这两种耳珰造型差异还是比较明显的。依据笔者倾向的分类方式, 重新将新石器耳珰分为两种“蘑菇头形”和“平凹喇叭头形”。蘑菇头有单蘑菇头收腰形与双蘑菇头收腰形两种。平凹头分三种, 一种丁字平凹头形, 一种收腰圆筒平凹喇叭形, 一种柱状平凹喇叭形。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都收腰, 只有丁字头平凹头形和柱状平凹喇叭形除外。 此外, 还有山东地区西夏侯遗址出土一件石质耳珰;焦家遗址出土一件蚌质耳珰;王因、建新、呈子墓地均出土了陶制耳珰。江苏三星村遗址出土了骨质耳珰。中原河南地区大河村遗址出土耳珰3件、古城东关遗址出土陶质耳珰2件。长江中下游地区湖北雕龙碑遗址出土角质耳珰1件、陶质耳珰4件。重庆大溪墓地出土大小不一的石质耳珰5件。北方辽宁地区郭家村遗址出土未穿孔耳珰1件。 由此可知, 耳珰这一饰物自古有之, 且分布广泛。目前已知辽宁、江苏、安徽、北京、广东、重庆、湖北、山东、河南等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均出土了耳珰。这也说明耳珰这一妆饰, 是中国古老的饰物而非外来元素, 这是毋庸置疑的。 我们已知耳珰是中国传统的饰品, 但仍需进一步考证耳珰具体的来源问题。汉代刘熙《释名·释首饰》中记载:“穿耳施珠曰珰。此本出于蛮夷所为也。蛮夷妇女轻淫好走, 故以此琅珰锤之也。今中国人效之。”据此, 很多人推断戴耳珰的习俗起源于少数民族地区。更有大多数人默认为耳珰起源于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但是, 我们通过对新石器时期出土的各类耳饰分析可以看出, 耳玦、耳珰、耳坠等耳部饰品几乎是出现在每一个新石器文化的聚集地, 分布范围非常广泛, 所以推测耳珰是多地共有的装饰品, 是有多个起源地的。那为什么汉代时候耳珰会被认为是蛮夷所为呢?秦小丽曾对新石器到早期青铜时代的耳饰在各个地区之间的时代变化趋势进行过统计:西北地区马家窑仰韶文化阶段耳饰仅占0.18%, 并持续到龙山文化阶段的0.01%, 早期青铜时代略有增加, 但是也仅占2.47%。山东地区从大汶口文化, 经龙山文化到了早期青铜时代其耳饰的比例分别是1.07%、2.55%和0.29%。耳饰在两地区之间均呈现出不甚流行的趋势。江浙上海一带的东部地区在马家滨文化时期耳饰占5.59%, 到了崧泽文化时期上升到9.86%, 但是这种上升趋势在进入良渚文化之后出现变化, 耳饰仅占1.37%, 早期青铜时代耳饰更少。中部地区从仰韶文化到夏商时期的耳饰比例分别为1.89%、1.54%和0.73%, 虽然略有减少但是比率随时代变化的趋势并不明显。北方地区耳饰比例从3.48%、0.85%到0.78%, 显示了时代变迁中的减少趋势。长江中游地区从大溪文化的10.01%的高比例开始, 随时代变迁分别减少为0.96%和0.08%。南方地区则与以上地区不同, 从新石器时代的16.61%到青铜时代的26.85%的高比例, 并呈现出明显的增加趋势。总结以上比较可以认为, 耳饰除了南方地区之外在各个地区所占比例均很少并且均呈现减少趋势。 从新石器时期耳珰的兴起, 到汉魏六朝时期耳珰的兴盛之间有着漫长时间, 这个阶段耳珰出现在研究者的视野里的数量有限。各个朝代耳珰数量都寥寥无几。1977年北京市平谷县刘家河商墓出土的一件耳饰, 曾被称为“金耳珰”, 坠部呈喇叭状, 底部周边有一凹槽, 疑原有镶嵌物。环上部弯成半圆形, 末梢尖细以便穿戴。此耳饰除了有个喇叭形底, 没有耳珰明显的特征, 在造型上更像是耳坠, 且商朝时期也是耳环耳坠一并流行的时期, 所以这一耳饰被称为耳坠更合适一些。除此之外, 目前还没有找到商朝关于耳珰的资料。在北京市琉璃河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中, 出土一件与北京平谷区刘家河商代墓葬形制基本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