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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道并重与佛道并重北魏前期佛教文化初探 这场战争结束后，北方陷入混乱。十多名分裂政权有机会统一北方，但都失败了。只有魏朝的新兴政权越强，北方国家的主导力量才能随着战争而发展。初期的拓跋鲜卑人是生活在我国东北地区大兴安岭的鲜卑山原始森林的一支古老的少数民族,他们祖祖辈辈处于“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纪契而已。”大约在东汉初年,他们在首领拓拔推寅和拓拔邻的率领下,开始了伟大的历史性长征,由大兴安岭南移,冲破九难八阻,走出高山深谷,“始居匈奴之故地”,来到了内蒙古大草原,结束了原始时代的野蛮生活,步入了人类文明的最初门槛,直到三百多年之后,建立了北魏帝国,最后成为北方封建帝国的统治者。 那时的拓跋鲜卑并不信仰佛教,《释老志》载:“魏先建国于玄朔,风俗淳一,无为以自守,与西域殊绝,莫能往来。故浮屠之教,未之得闻,或闻而未信也。”然而,为巩固政权,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外交往来日益频繁,其对佛教的认识也不断加深。《释老志》中有“及神元与魏、晋通聘,文帝久在洛阳,昭成又至襄国,乃备究南夏(中国)佛法之事”。但这只能说,道武以前诸帝只知有佛法之事,仍无确凿史实说明他们已经信佛。拓跋鲜卑人真正崇奉佛教,提倡佛法是开始于道武帝。《释老志》记:“太祖平中山,经略燕赵,所经郡国佛寺,见沙门、道土,皆致精敬,禁军旅无所犯。”少数民族的酋豪首领,据中原而称王,但“自古无胡人为天子者”的强大社会习惯心理又使他们产生一种怯懦自卑心理,他们强烈希望找到一种东西来为自己做中原的帝王壮胆子,同时拿它来驯服和麻醉被压迫被剥削的各族人民。 随之,皇帝带头,将佛、道一并信仰。《释老志》载:“帝好黄老、颇览佛经。”但由于战事频繁,国未稳定,佛教信仰的重要标志———佛教艺术,未有建设。《释老志》载:“但天下初定,戎车屡动,庶事草创,未建图宇,招延僧众也,然时时旁求。” 天兴元年(公元398年),北魏定都平城,国家渐趋稳定,对佛教的信仰进一步深化,佛教艺术登上舞台。《释老志》载,其年下诏曰:“夫佛法之兴,其来远矣,济益之功,冥及存没,神踪遗轨,信可依凭。其敕有司,于京城建饰容范,修整宫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在当时京都建都伊始,拓跋硅对佛教和佛徒如此关心,可见在他看来,保护和利用佛教,是国家大事,这也是平城历史上第一次正式有了佛教寺院和僧人的记载。同年,北魏平城“始作五级佛图(即佛塔)、耆阉崛山及须弥山殿,加以绩饰,别构讲堂、禅堂及沙门座,莫不严具焉。”这说明当时平城的寺院规模较大,装饰讲究,出家要求严格,沙门守法,着重提倡坐禅。北魏作为一个正式国家,政权一诞生,便开始与佛法结合起来,这在我国历史上确实也是少见的。 道武帝在盛乐于皇始年中(公元396-397年),曾诏名沙门法果“以礼徵赴京师”。法果“每与帝言,多所惬允,供施甚厚。”不难看出,佛教正是由于得到了道武帝的大力支持和提倡,开始在这个“风俗淳一”的国度里迅速发展,在佛法的星星香火点燃下,佛教在茫茫草原迅速蔓延起来。其奥妙在哪里?请看《释老志》的记载:“初,法果每言,太祖明睿好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遂常致拜。谓人曰:`能鸿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apos;”法果以虚务实,而道武帝乃以实务虚,他们之间互为利用,是—桩高乘的“买卖交易”,法果高明,一头投入到了道武帝的政治怀抱里,使佛教有了最可靠的政治靠山,依靠统治者的力量达到它推行教义和牟取僧侣特权的目的。道武帝也高明,有了法果,有了佛教,便有了治服人心,缓和阶级矛盾或民族矛盾以巩固其统治权力的一种有效工具。 明元帝继承其父的政策,《释老志》载:“太宗(明元帝拓跋嗣,道武帝长子)践位,遵太祖之业,亦好黄老,又崇佛法,京邑四方,建立图像,仍令沙门敷导民俗。”给佛教发展以更大方便,五级佛图,耆阁崛山,须弥山殿不仅屹立京华,且备受尊荣。 明元帝对待沙门法果“弥加崇敬,……帝常亲幸其居,以门小狭,不容舆辇,更广大之。”法果死,“帝三临其丧,追赠老寿将军,赵胡灵公”。对于聪明武断、威灵杰出的太武帝来说,起初也是笃信佛教;《释老志》载:“世祖初即位,亦遵太祖、太宗之业,每引高德沙门与共谈论。于四月八日,舆诸佛像,行于广衢,帝亲御门楼,临观散花,以致礼敬。”在军国多事之秋,太武帝能坐下来和沙门平心静气地“与共谈论”已属不易,而不远千里征召大德则更表现了他对佛教的虔诚。 此外,太武帝又先后多次向北凉征请名僧昙无谶,当时北凉沮渠蒙逊大崇佛教,封西域胡僧昙无谶为“圣人”,太武帝派人到北凉强索昙无谶,声称要和他讲道,如果不给,就要兴兵讨伐,沮渠蒙逊不答应魏使的要求,杀死了昙无谶,虽然太武帝未达到目的,但这件事说明他是尊重佛教的。 当然,佛教艺术的建设,不仅需要信仰和经济的支持,也需要人才和佛教艺术传统样式的指导与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