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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与柏拉图立法者与民主政体的博弈 随着哲学家和逻辑学家追求欲望的“自由”，折射将公共利益作为自由的必然限制，在布罗伊亚的对立下，它建立了公民的荣誉和自由。“让那些自认为有品位的人去别的地方赞赏富丽堂皇的宫殿、漂亮的马车、美轮美奂的家具、盛大的排场和一切骄奢淫逸的享受吧”,在卢梭的民主政体和理想城邦中“只有普通的公民”。 一、 作为参照系的加工方式:从“古今之辩”到“理性” 在现代性的政治哲学谱系中,身处18世纪的卢梭,由于其看似矛盾重生、不尽一致的制度设计,时常与柏拉图一起被置于了现代民主政治的对立面。作为轴心时代的政治哲人,柏拉图在过去一个多世纪所遭受的“民主非议”似乎并不比苏格拉底少。虽然今天的批评家并不会以“渎神”的名义对柏拉图进行知识的审判,但是却不免会以“告别叙拉古之路”之名将柏拉图视为“毒害”当代青年的专制的思想之源。这种对柏拉图的自由主义审判,早在1939年,就已经得到了斯特拉·朗格(Stella Lange)的精炼总结。在半通俗的哲学作品和半学院化的文学批评中存在着一个显著的趋势,即将柏拉图描述为自命不凡的、精英主义的反动分子(reactionary);而这种趋势又得到了略显粗陋的反击,即将柏拉图总结为一个激进的改革家(reformer)。公众乃至大量古典系的学生都接受了这两种论点,因而使得柏拉图成为了最被误解的哲学家。而那种将精英主义者柏拉图和民主主义者苏格拉底对立起来的学者也并不鲜见。 然而,相较“叙拉古归来”的柏拉图,卢梭毕竟是身居万神殿的政治哲人。启蒙的播种者、大革命的思想先驱、民主政制的早期设计者——这些标签似乎使得卢梭能够与19世纪以来的自由主义传统相洽。但事实却是聚焦于“古今之辩”的“卢梭问题”从一开始就始终存在。两个多世纪以来,卢梭的众多著作都被自由主义学者视为启蒙哲学中的另类。如伊波利特·丹纳(Hippolyte Taine)将《社会契约论》评论为对暴政的歌颂,并将卢梭所设计的国家描述成修道院般的监狱。 后世围绕卢梭理论的持续争论究其根源来自关于“自然”和“国家”的论述,因为几乎从来没有一个思想家如同卢梭那样,既热情讴歌自然的秩序和自由,又大胆地在市民社会的框架下论证了约束个人私利的国家政制。这些争论事实上并不难解决,因为卢梭对于人类历史的理解已经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政治哲学理论探索中对于辩证法的部分应用,虽然贯穿二论的都是对异化及其不平等的社会状况的批判,但是这并没有让卢梭得出彻底反对现代文明和市民社会的结论。相反,他在《社会契约论》中尝试着如何将人类历史发展的道路走下去,如何为人类的自由和德性而设计出最符合现代和将来历史条件的政治体制,因此,在卢梭的政治哲学中“不平等的历史作为一种控诉方式是负面的,而用来说明人类的发展则是正面的” 但是,自由主义者对卢梭的批判,并不是由于人们惯常所认为的那种法国大革命余波下的政治联系——卢梭与左派政治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联系。事实上,正如恩斯特·卡西勒指出,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没有一处发展出真正的共产主义思想” 纵观卢梭的著作,柏拉图的影响可以体现为多个方面,如卢梭以柏拉图的方式强调理性,又如卢梭在现代科学的基础上回归了古典哲学,以及在卢梭的理想政体的设计框架中和培养理想公民的教育理论中无处不在的《理想国》的影子。这些影响体现了三个主题:一是对腐化人类品性的现实社会的批判;二是对人类自然本性的重新解释,将其视为自然本身而非人类社会的产物;三是对作为人类本质的道德自由的伸张——这种自由是带来负责任的个体行为的秩序和原则。 事实上,那些直接将卢梭的“理想共和国”冠以“理想国”或乌托邦之名的批判者忽略了一点,即卢梭将法治视为共和国之本质特征,这与作为最优城邦的理想国是不符的,因为柏拉图的理想国并不需要法治。但是卢梭同时将道德和习俗视为立法的前提,并且将制度性秩序与自然的统一视为现代文明的最终出路,则又体现了柏拉图的最优城邦和次优城邦、《理想国》和《法篇》的相融合。首先,卢梭与柏拉图趋同的自然德性有着不同的制度前提,理想国中压倒一切的公有制以及基于公有制的正义观并没有被卢梭采纳。通常意义上,柏拉图的正义观和法律观是分殊的。前者形成了其哲学的基石,后者则是其思想体系的表层。 二、 作为主权者的自由而平等 理想的民主政体与现实中的民主政体有着本质区别,二者所关涉的自由是完全不同的。在卢梭的理想城邦,自由并不是基于个人欲望和理性的特殊性的发挥,而是通过权利(自由)和义务而得到公共权力承认的有限自由。虽然这种自由并不是完全禁欲主义的对个人欲望的扼杀,但是其可能性却源自其公共属性。尽管卢梭在二论献词中声称自己希望出生在一个“统治者和人民拥有的共同利益是唯一的,这样一个政治机构的一切行动将会永远趋于促进人们的共同幸福……这个国度由一个明智、温和的民主政府统治” 卢梭对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