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德动力论与人类社会发展动力的哲学难题.docxVIP

美德动力论与人类社会发展动力的哲学难题 众所周知，马克思首次科学地回答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指出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物质生产。 一、 拉底视美德的神性及其公法性 对社会发展动力的哲学追问始于古希腊的普罗泰戈拉，他所理解的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应该是包括正义、尊敬、友谊、和好等要素的美德。 苏格拉底视美德为人类的最高追求，倡导清心寡欲，因为这属于神性。 对于柏拉图的美德动力论，亚里士多德从根本精神上予以恪守，尽管在个别细节上批判了柏拉图。比如，他认为，柏拉图不应当否定私有财产的意义，它是实现生活目的必不可少的手段；不应当通过破坏国家成员的生活的多样性来完善国家统一体，即不应当通过废除家庭，把国家本身还原为一个家庭，继而再把国家从一个家庭还原为一个个体，这是在开历史的倒车。 二、 第二，恶德论主张，政治发展就是对社会利益的保护 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充实的美德动力论对后世影响深远，成为中世纪和近代哲人追问社会发展动力的重要参照系，虽然参照的结果呈现出正向态和负向态的二元对立。对于负向态的一元，我们称之为恶德动力论。它主张邪恶是社会发展的根本驱动力。 恶德论的倡导者首推曼德维尔，他认为，邪恶不仅是政治发展的开端，而且是政治发展自始至终不可或缺的一个条件；经济发展永远处于“私人恶德即公众利益”这样一种悖论态，即个人追逐私利，包括一切奢侈品是十分有害的，但对于公共福利而言却是十分有利的。换言之，它在伦理上是错误的，但在经济上是正确的。 曼德维尔的恶德论难以博得什么拥趸，原因很简单，根据绝大多数哲人的理解，美德不可抛弃。亚当·斯密站在亚里士多德立场对曼德维尔的批判即为代表：一方面，美德并不意味着对激情麻木不仁，或者缺少激情，而是对它有所控限，以免它伤害它的行为主体或者整个社会； 三、 自然、经济与法律的关系 相比之下，亚里士多德之后，更多哲学家选择的属于从正向对发端于古希腊的美德论的秉承。比如，在中世纪，基督教哲学家对美德论，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美德论采取了一种堪称照单全收的赞美态度，这归因于美德论与基督教教义在基本精神上的高度契合。这种契合我们可以从形而上和形而下两个维度略解。形而上之维关涉到亚里士多德的自然观。“自然”概念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还有“目的”“理性”“上帝”等别称。自然在本体论或存在论上是亚里士多德用以解释宇宙本原和最初原因的最高存在、第一动因和最高形式；这种本原性的自然被基督教哲学家限称为上帝，但他们依然保留自然概念，只不过他们所谓的自然较之亚里士多德的已经降为上帝的造物，上帝是宇宙包括人类社会的缔造者，是唯一的动力；即便是造物的法则与规则也是首先存在于上帝那里，只是上帝在创造万物时，才把这些法则与规则嵌入到它们中去的。 我们所谓的形而下之维体现在经院哲学家援引亚里士多德的私有财产观处理现实经济问题方面。早期基督教教义认为公共财产符合自然法，私有财产则不然；宗教与道德应该成为人类理智和心灵关注的核心。然而，中世纪的经济活动越来越频繁，大有把人类的关注核心由宗教与道德转向物质享乐主义的趋势，这引起了教会和经院哲学家的担忧。其中，托马斯·阿奎那借鉴亚里士多德的美德论，承认私有财产的合法性及其分配的不平等，视其为对自然法的补充，但必须由国家制定私有财产规则。至于市场交换，如若以营利与获益为目的则是罪恶行为。“如果商人打算把获得的利润用于自给自足，用于慈善或者贡献给公共福利，并且如果他的价格是公正的，使得买者与卖者都能获益，那么，商人的做法就是正当的。” 四、 从绝对理念到社会发展动力 在近代，随着一场声势浩大的针对基督教高压统治的祛魅或启蒙运动的开展，哲人们或从唯理论，或从经验论角度对发端于古希腊的美德动力论予以正向发挥。其中，唯理论者采用超验的进路，而经验论者采用后验的进路。唯理论者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经验论者以洛克、卢梭、休谟等人为代表。 康德能够从美德动力论汲取的首要营养源是亚里士多德的目的概念，因为康德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尽管“个别的人，甚至于整个的民族，很少想得到：当每一个人都根据自己的心意并且往往是彼此相互冲突地在追求着自己的目标时，他们却不知不觉地是朝着他们自己所不认识的自然目标作为一个引导而在前进着，是为了推进它而在努力着。……根据这种自然的目标被创造出来的人，虽则其行程并没有自己的计划，但却可能有一部服从每种确定的自然计划的历史” 黑格尔应该受到了亚里士多德—康德目的动力论的直接启迪，他提出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一个“合理念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过程，是必然与自由辩证统一的过程；其中，必然与理念对应，自由与目的对应。“‘理念’是宇宙的实体，就是说，由于‘理念’和在‘理念’之中，一切现实才能存在和生存” 亚里士多德把第一推动力界定为“最初的、永恒的、唯一的、不被运动的运动者” 然而，堪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