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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的学术史转向 一、 从柏拉图美学的角度理解理念 从比较文化史的角度来看，美的思想不同于文化背景，但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审美谚语”。然而，总的来说，作为一门具有思维谱系的学术史的“审美研究”，它是自由地引发古希腊的第一个过程。众所周知，从爱琴海出发的形而上学之舟，以“理念论”为核心开启了西方美学的思想历程。但何谓“理念”?很长一段时间里，把握这个词语所表达的微妙内涵，让人为之殚精歇虑却常常无功而返。 让人倍感困扰的是，这个术语常常同“概念”相混淆。理念与概念的相近在于彼此都属于一种非物质的、超验的“共相”，二者的区别在于:概念是现象的否定和一种关于该现象的观念性说明，比如“马”这个词作为一种概念它本身不是真实的马;而理念却是现象所体现的那个实在，概念只是我们认识这种实在的一种媒介。除此之外理念常常通过具体事物，以一种相对感性的方式被我们所领悟。二者间这种似是而非的纠缠关系，能够从同属于共相的“普遍”与“一般”两个范畴既相似又不同上体现出来。比如，一般与普遍虽都是一种共相，但前者是一种观念抽象物，而后者则是具体现象中的一种内在品质，彼此常常呈现出一种“共生同在”的现象。就像在公孙龙著名的“白马非马”这个案例里，“马”既指称一个概念，同时也反映着一种理念，呈现出一种错综复杂性。所以黑格尔一方面表示“理念不是别的，就是概念”;另一方面又强调“单就其本身而言，概念还不是理念”。把握理念这个关键词的要点在于，认识到作为共相的理念是一种殊相化的抽象，也就是说，它“提示给我们一种共相，但同时这共相又被看成一种本身具体的东西” 理念代表着在总是变动不居的表象下那常驻不变的事物的本质，是个体事物的“理想模型”，它虽超越于具体事物(无法为任何一种个别存在者所拥有)，却归属于现实经验世界;而概念却是事物所归属的“一般类型”，它作为我们对事物性质的逻辑概括已脱离具体事物，落实于虚拟的观念领域。换言之，理念是“殊相”中的共相，而概念是“抽象”的共相。成为抽象就是超越实际的“具体事态”。所以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强调:不能由一个概念中导出实在来。与此不同，柏拉图的理念归根到底也就是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中论述“上帝实存的矛盾”时所提出的，一种“非感性的感性存在”，和一个缺乏“经验特征”的“经验事实”。如果说医用教学模具的那些男女塑形是概念的形象展示，那么米开朗其罗的《大卫》是青年男性之美的理念的一种生动呈现。早期犬儒派思想家安提斯泰纳曾嘲讽柏拉图:我确实看见了一匹马，但我可没有看见“马的理念”!这样的批评之所以没有意义，是因为在柏拉图看来，实际事物的特点是“可见不可知”;而作为共相的理念的特点，则恰恰是“可知不可见”。可见事物的相对性意味着变动不居，因而不可知;不可见的理念的绝对性意味着“一切是一”，它是唯一真正深刻的知的对象。 理念的可知性不依赖于逻各斯的知性推理，而是心灵的感悟与领会。理念的这种可(感)知但难(眼)见的神秘性，以及其作为实际事物的根本的绝对性，充分体现了传统形而上学思想的特点，也深刻反映了宗教文化的逻辑起点。作为现象界各种实际事物的主宰，理念的那种“可知不可见”的特性，能够给对天地万物进行垂帘听政的上帝的“在场”以最好的辩护。柏拉图美学的实质是通过对“美的理念”的把握，实现对整个审美世界里所有美的现象共同拥有的“同一性”的认识。用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的一段话说:我们肯定美自身、善自身的存在，我们说每一事物都有与之对应的理念，它是一个统一体，我们称之为它的本质。所以说“看起来，柏拉图之前的希腊思想家几乎不关心美。美之闯入形而上学之中，是通过柏拉图” 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美学研究的兴趣所在是事物的抽象同一性的逻辑论证。问题是在具体的审美体验里，真正有意义的不是审美对象的“同一性”，而是其不可复制的“差异性”。正是由这种与众不同的独一无二性所构成的丰富多彩，形成了审美天地的最大魅力。那些文学经典之所以一再被改编搬上荧幕，我们之所以对由不同的导演和演员对同一个故事的不同演绎有兴趣，这些都是审美差异性的价值的最好诠释。美之为美的意义并不在审美对象的那个可知不可见的同一性“本质”，而在于体现着差异性的那个能被感同身受的审美对象“本身”。这是由柏拉图理念论主导的、被后人称之为“本体论主义”的“形而上学美学”无能为力的。所以法国美学家杜夫海纳在《美学与哲学》一书中指出:形而上学思想把美的理念推崇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结果反而把它从美学那里夺走了。这个批评很恰当。在美学的学术史上，这也为“从现实经验中得出全部认识”的“形而下学”(Physicalism)的崛起提供了机会。与形而上学对思辨的推崇不同，这种思想强调“向生动经验的回复”。尽管这并不意味着对“本体论美学”的彻底放逐，而是对由柏拉图主义垂帘听政的“本质论美学”的超越;但其结果却是在美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