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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大和的文化与社会认同 同年末民初，日本电影《男人的大和》在日本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产生了“大和”的热量，书和玩具也越来越受欢迎。“大和”是二战中日军吨位最大、战斗力最强的战列舰,曾被视为“大日本帝国的象征与希望”。该舰于1945年4月被美军击沉,葬身海底。影片讲述的就是舰上三千余名年轻士兵与亲人生离死别,与战舰同归于尽的悲惨往事。 据该片导演称,这是一部呼唤和平的反战影片,通过表现战争的可怕,让人们更加珍惜和平。但令人深思的是,从实际效果看,因为极力渲染战舰遭炸时的血腥及士兵的“英勇”赴死,影片恰恰营造了一种“不怕战”的氛围。这显然没有达到甚至背离了导演的初衷。反战片为何拍出了“不反战”的效果?呼唤和平的忏悔录为何让人觉得象是保家卫国的英雄史诗。原因在于现实世界中日本对待二战反思文化的暖昧心态。 战争中的文化构建 由于日本岛国的封闭生存环境和农耕文化的影响,使日本重视集团内部的和谐,在共同的群体生活中有时是不需要用明确的语言表达的,就形成了一种以心传心的心理感应文化,文化带上了一种暧昧色彩。这种文化的表现之一就是在论述一件事情时,说话尽量避开事物的核心部分,只是围绕着边缘下功夫。听话者完全是凭着群体内生活的感性认识,理解判断讲话者的本意。这种将话题焦点朦胧化的讲话方式有两个好处。一是有效地回避矛盾,促进集团内部的和谐。二是给自己更大的回旋余地,进而逃避责任。把这种文化的暧昧性巧妙地运用到了对战争的反省上。从中日邦交谈判时田中角荣首相的道歉(日本给中国添了麻烦),到小泉首相为“祈祷和平”而参拜靖国神社的说辞,都是让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难以接受的。这种二战反思暖昧的文化的弊端有二个,即,混淆了受害者和加害者的概念和催生年轻一代朦胧概念的英雄史观。 1. 战争胜利的时候 长期以来日本社会对战争的反思,是以受害者的立场来分析得出的。提到二战日本人印象最深的是“广岛原子弹爆炸”,“东京大空袭”。丝毫不反思造成这种结果的诱因是什么。由于过分强调自己的受害,就把那些充当法西斯主义炮灰的孤魂野鬼的账记在战争本身的头上,然而战争本身是由人来进行的,既然自己是受害者,那么加害者自然就让人联想到战争的对方。这就有了每年的8月15日,全世界人民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时刻,日本政客要到祭祀着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参拜。借口是悼念战阵亡者,祈祷和平。对他们在别国领土上的丧失人性杀戮,强奸抢掠只字不提的。只是以“人性”“生命”“战死”“诀别”等角度,混淆受害者与加害者的界限。 《男人们的大和》最大的特色即在于将士兵突出为“男人们”。通过从“人”、“人情”的角度表现战争,影片激起观众的共鸣,并营造出士兵们“无怨无悔为国捐躯”的景象。这种重情轻理,只讲“牺牲”、不究根源的反战思维模式,无疑是相当偏颇的。当然可以说日本是战争的受害者,但这些“受害者”的另一面正是在别国国土上杀人如麻的“加害者”,那么战争的最终加害者是日本军国主义本身。也就是说是日本自己害了自己。这种专注于对自身伤痛的抚慰,而非对自身恶行的反省,逃避了加害的责任。 2. 反对战争,增设战争中的小锋精神,这是日本文化建设中唯一的目标 一直以来由于神道教的影响,日本人的国家意识浓厚,只要是为国捐躯,那么不管是作了什么坏事都是可以成为“靖国之神”,所以从杀人如麻的“百人斩”竞赛元凶到远东国际法庭的甲级战犯的灵位都堂而皇之地进入了靖国神社。所以,在一般日本民众的潜意识里,这些人不是罪犯,日本右翼分子更是视他们为民族英雄。这种专注于对自身伤痛的抚慰,而非对自身恶行的反省影响到了对日本的下一代产生正确历史观的教育,由于日本极力掩盖侵略战争的真相,年轻一代无法从学校的教育中了解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滔天罪行,倒是对原子弹的爆炸受害情况有十分详细的了解。既然自己是受害者,加害者就有可能或者就是别人,是那些反抗侵略和屠杀的抵抗者。二战是世界反法西斯国家欠了日本一笔血债,日本这种偏离了正确方向的战争反思,影响了日本民族心态的,必定是胜者王败者寇、发愤雪耻的意念。 由于惧怕对人类良知的挑战,日本的主流意识还不敢公开将“靖国之神”当作英雄来崇拜,然而这种暖昧反省的结果是,从壮烈的战死——到片面的受害者——到战争的正义性——保家卫国的英雄(或者叫解放亚洲的英雄)这一逻辑的推理,如野田毅、向井敏明之流在别国杀人如麻的恶魔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年轻一代潜意识里的英雄。 反对战争,若只是反对战争之惨烈,而不是战争之非正义,那就是对侵略战争缺乏真正的反省。正视历史的人对日本的战争题材热感到担心。有人说,看了该片很害怕,不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喜欢它?看了这部电影,不少年轻人的脑海中产生了向往战争、向往为国捐躯的“豪情”,这是最可怕之处。 大和魂与内部文化 《男人们的大和》制作人角川事务所的社长角川春树一崇拜武士道,爱拍强调男性阳刚之气的电影。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