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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伽达默尔的对话辩证法 加达穆尔在《真理与方法》（1960）一书中确立了他在西方解释史上的地位。“理性”与“方法”的关系也是加达穆尔哲学解释理论的中心问题之一。然而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中的“真理”并非一般科学意义上的“真”,而是一种与人类生活中的“善”交织在一起的“真”,一种“生活之真”。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对诠释学真理的追寻,不是诉诸现代科学中盛行的科学方法,而是诉诸源自古希腊苏格拉底实践哲学模式下的“对话辩证法”(伽达默尔有时候也称之为“问答辩证法”) 一、 自然哲学的致思模式 从上个世纪70-80年代以来,对伽达默尔本人著作的介绍和翻译,以及对他的诠释学思想的研究和应用,就在国内诠释学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不无遗憾的是,专门从辩证法角度来探析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著述却寥寥无几。何卫平教授的《通向解释学辩证法之途——伽达默尔哲学思想研究》一书,可谓个中翘楚。在论及伽达默尔对诠释学辩证法的建构时,他指出:“伽达默尔不是回到前苏格拉底哲学,而是回到柏拉图的对话,他企图从这里引出辩证法发展的另一条道路,而不是柏拉图的‘通种论’的那条道路,即为后来黑格尔所发展到极致的概念辩证法或思辨辩证法那条道路。这是克服形而上学辩证法的一条重要的途径,它实际上与海德格尔回到思想的开端,找到另一开端以达到对形而上学本身的克服的道路具有相通之处” 那么,伽达默尔如何选择这条辩证法之路的?或者说,他是在一种什么样的哲学模式下来展开其辩证法的理论建构的呢?在我看来,伽达默尔的“对话辩证法”所选定的是一条与形而上学辩证法相区别的实践哲学之路,伽达默尔乃是在实践哲学模式下展开其辩证法的理论建构的。 西方哲学中辩证法的缘起和发展,实际上遵循着两种传统:一种是理论哲学的传统,另一种是实践哲学的传统。换言之,在西方哲学史上存在着两种模式下的辩证法:理论哲学模式下的辩证法和实践哲学模式下的辩证法。 理论哲学模式下的辩证法肇始于古希腊,前苏格拉底时期的自然哲学是其典型的代表。由米利都学派泰勒斯开其端的自然哲学,不仅以自然万物为其研究对象,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以追寻万物的本性为目标。值得注意的是,自然哲学对万物自然本性的追寻,最初遵循的是一条通过观察实验获取对个别事物的感性经验,并依靠归纳方法将这种“个别经验”提升为“普遍判断”的道路。这条道路,既是哲学的,也是科学的。或者说,当自然哲学专注于对具体事物的描述,揭示个别事物之间的生灭变化的具体原因时,它是“科学的”;而当自然哲学进一步去探寻各种具体事物的共同本性,去探寻世界一切事物的最终成因时,它是“哲学的”。耐人寻味的是,在自然哲学中,“科学的”道路和“哲学的”道路是合二为一的。不仅关于世界万物的共同本性和终极原因的本体论假设从对个别事物的观察(包括实验观察)获得自己的经验基础,而且哲学意义上的本体论假设反过来也借助于演绎法为认知其他具体的自然事物提供了理论的指导。 爱菲斯学派的赫拉克利特被认为是最早在著作残篇中提到哲学是“爱智慧” (philosophia)的人。在赫拉克利特看来,哲学家作为“爱智慧者”乃是善于思想的人,他不仅要追寻真理,而且要说出真理。他指出:“思想是最大的优点。智慧就在于说出真理,并按照自然行事,听自然的话。” 古希腊早期自然哲学的这种致思模式,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获得了充分的肯定。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一书中指出:“明显地,智慧就是有关某些原理与原因的知识。” 然而,人类智慧并不只有“理论智慧”(sophia)一种,还存在着另外一种类型的智慧——“实践智慧”(phronesis)。在《形而上学》以及《尼各马科伦理学》等著作中,亚里士多德将哲学(科学)划分为三种类型:理论哲学、实践哲学和创制哲学。如果说理论哲学彰显了人的理论智慧的话,那么,实践哲学则进一步彰显了人的实践智慧。在我看来,虽然亚里士多德因为对实践哲学及其特征有过较为系统和深入的探讨而被人们普遍认为是古希腊实践哲学的奠基者,但其实践哲学思想的源起应该是受到了苏格拉底的启发。或者我们也可以说,苏格拉底乃是古希腊实践哲学最早的开拓者,而苏格拉底的辩证法也是最早的一种实践哲学模式下的辩证法理论。 苏格拉底无疑是西方哲学史上一位扑朔迷离的哲学家,罗素甚至感叹:对于苏格拉底,“无从肯定我们知道得究竟是很少还是很多了” 苏格拉底的这种哲学转向,其意义不仅仅在于研究对象的转向,而且还在于其思考问题方式的转变,换言之,这种哲学转向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突破了自然哲学中盛行的理论哲学模式,开启了通向实践哲学致思模式的道路。在《形而上学》一书中,亚里士多德指出,苏格拉底“忙着谈论伦理问题”,乃是“想在伦理世界中求得普遍真理;他开始用心于为事物觅取定义” 通观苏格拉底式的对话辩证法,我们可以发现,苏格拉底通常是在对他人提出的诸多定义进行驳难,而几乎不见他自己对所探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