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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满蒙大学与汉大学关系考论 在清代国家制度的研究中，军事办公室一直是学术界的中心。近年来, 国内学者在探究其人员设置、日常职掌等制度层面内容基础上, 主要分析了军机处的设立对清代中央权力分配体制的影响及其与专制皇权的互动关系 一、 满蒙：满蒙不同具体作用对比 乾隆年间先后有九位满蒙大学士入值军机处, 即鄂尔泰 (乾隆元年至十年) 、讷亲 (乾隆十至十三年) 、高斌 (乾隆十二年、十三年) 、傅恒 (乾隆十三年至三十五年) 、来保 (乾隆十三年至二十九年) 、尹继善 (乾隆三十年至三十六年) 、舒赫德 (乾隆三十八年至四十二年) 、阿桂 (乾隆四十二年至嘉庆二年) 、和珅 (乾隆五十一年至嘉庆四年) 在常年行走于军机处的大学士人数方面, 乾隆年间满蒙大学士占优长达39年, 而其余年份总计才为21年 嘉道年间满蒙大学士入值军机者共有6位, 分别是庆桂 (嘉庆四年至十七年) 、勒保 (嘉庆十八年、十九年) 、托津 (嘉庆十九年至二十五年) 、长龄 (道光三年、四年) 、文孚 (道光十四年、十五年) 、穆彰阿 (道光十六年至三十年) 此外, 这一时期满蒙大学士常年行走于军机处的人数占优年份也只有区区四年, 且均集中在乾隆帝太上皇时期。迨嘉庆帝亲政后, 汉大学士在军机处的势力明显上升, 形成满 (蒙) 、汉各一位大学士入值的均衡态势。至道光前期, 曹振镛更是以汉大臣身份在军机处独相多年, 满蒙军机大臣无论在官职还是倚重程度上均不能与之相比, 这与乾隆年间形成鲜明的对比。 通过以上统计分析, 我们可以看出, 清中期以来军机处满汉势力对比变化显著。乾隆年间, 无论是满蒙大学士入值军机的时间还是常年供职人数均占居突出优势地位。嘉道时期, 这一情况逐渐遭到逆转, 满蒙大学士在国家中枢的地位明显下降。 二、 领班和谐:嘉道年间基础地位的变化 清代的文武大臣无论是联名奏事, 还是参加仪典, 总要按照一定的顺序排列, 形成所谓的“班次”。在内阁, 行走班次居首者被称为领班大学士, 又称为“首揆”。在军机处, 行走班次居首者则称为首席军机大臣, 又称为“首枢”。然而雍正以降, “大学士必充军机大臣, 始得预政事” 乾隆年间, 我们从军机处日常廷寄及议覆奏折等档案史料中可以发现 而嘉道时期领班大学士兼任首席军机大臣的现象明显减少, 在二帝统治的五十多年间, 首揆兼首枢者只有庆桂、托津、穆彰阿等三人, 其中托津任职时间仅为三年。与此相应, 汉大学士出任首席军机大臣的事例频现, 董诰、曹振镛、潘世恩均是如此, 特别是道光年间曹振镛担任首枢长达14年之久, 这是以往从未有过的现象。而这一时期作为领班大学士的保宁、松筠、长龄等满蒙官员, 常未获准入值军机, 更何况出任首枢。可见, 嘉道年间中枢权力格局已发生显著的变化。 通过对清代中期首席军机大臣选任的考察, 我们可以看出, 乾隆年间满蒙大臣以领班大学士兼任首席军机大臣, 既是名义上的百僚之长, 又主掌中枢决策机构, 权势地位均位居权力结构的顶峰。而嘉道年间, 绝大多数领班大学士不再兼任首席军机大臣, 甚至都没有进入军机处供职, 在朝中的影响力明显下降。与之相应的是汉大学士在国家中枢地位的上升, 而军机处的规范化、皇帝用人方针的差异和满蒙大臣自身能力的下降则是导致上述现象的重要原因。 三、 在军事办公室，满族和蒙古大学力量变化的原因 1. 无明文约束的军机处 军机处在乾隆朝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 其在辅佐皇帝处理国政的同时, 亦产生一些潜在的隐患。军机处作为非正式组织, 不载于大清会典之中, 其入值人员和日常运作均不受明确规定和限制, 而只靠皇帝个人约束察觉。在发往各地的廷寄上开头书写承旨军机大臣名字, 亦间接助长了其在文武百官中的威势。正如白彬菊教授指出的, 乾隆年间的军机处始终作为一个非正式的内廷机构, 它的权力在不受典章制度约束和保密原则的掩护下迅速扩张起来 嘉庆帝亲政后, 对乾隆后期和珅专擅问题进行深入思考, 认为军机处无明文约束导致的随意性, 为其擅权提供了可能, 随之进行多方面的改革。第一, 将军机处的人员设置、具体职能详细载入会典, 改变其超脱于典章制度之外的问题 2. 越界麻黄家庭型 乾隆帝用人更倾向于满蒙大臣, 竭力提高满蒙贵族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如乾隆十年 (1745年) , 鄂尔泰死后, 乾隆帝随即提拔满洲新贵讷亲为领班大学士兼首席军机大臣, 令其行走于三朝老臣张廷玉之前。然而讷亲自揣资历、威望不及后者, 故上书力辞。乾隆帝被迫采取了折中方案, 正所谓“外面行走讷亲著在张廷玉之前”, “嗣后军机处奏事清字讷亲列名在前, 汉字张廷玉在前” 嘉道时期, 皇帝在用人方面更注重实际能力, 满蒙大学士虽然依照定制仍然占据着领班大学士的高位, 但兼任军机者大幅度减少, 以致在朝局中影响力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