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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黑格尔对译者的重新评价 19世纪，两位大师格鲁姆（glaston）恢复了学者的声誉和地位。两位大师的功绩无人质疑, 也不容质疑。然而, 由于重新评价智者的视角不同, 在他们之后便形成了两条解读智者的线路和文脉, 进而演化为黑格尔进路和格罗特进路。然而,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尼采那里汲取灵感, 逐渐形成了一种“尼采转向”, 称之为尼采进路也未尝不可。 黑格尔对智者的重新评价, 可以说是哲学史、思想史乃至文明史研究的一个引起震动的拐点, 其影响力是毋庸置疑的。然而, 从19世纪到现当代的学术发展来看, 黑格尔对智者的重新评价对哲学史研究乃至学术界产生了怎样的效应, 却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换言之, 黑格尔恢复智者的名誉和地位所产生的效应更多的是哲学的, 还是文化的, 抑或政治的, 是需要细细扒梳的。不过, 在深入讨论之前, 必须先对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做一探讨。 一、 大而化之极不准确的划分 按照一般的划分, 黑格尔进路的代表人物有策勒、耶格尔以及格思里等;格罗特进路的代表人物有西奇威克、贡珀茨、哈夫洛克以及柯费尔德等。然而, 问题也恰恰产生于这种大而化之极不准确的划分。这种划分实际上将黑格尔与格罗特完全对立起来, 按照“唯心主义”和“实证主义”将智者的解释者划分为两大阵营。而两大阵营的分野却和哲学流派没有多大关系:格罗特一脉的标志是“不能希望找见整个智者运动所共有的任何真正特定的、共同的思想或哲学学说”;黑格尔一脉则“仍然坚定地给智者在哲学史中安排一席之地, 并试图根据其学说对整个智者运动做出厘定”。 1.19 中心的“自我”:法规、学习、还是引导 黑格尔对智者的重新评价可以说是对一种传统观念的挑战和质疑。按照这种传统观念, 智者是“公元前5世纪出现在雅典的一批江湖骗子, 靠行骗公众来谋生:他们以教授德性为职业, 实际上教授的是谬论之术, 同时宣传不道德的实践学说”。 将策勒归为黑格尔主义者着实有些牵强。策勒只是追随黑格尔首次承认主体性的哲学有效性, 按照黑格尔的基本模式将智者写进哲学史;再者是他宣称, 尽管每个智者之间互有不同, 但是还是有相当多的共同之处, 因而完全有理由将他们看做表现同一教育原则的整体。 格罗特对智者的重新评价被亨利·西奇威克称为“最高等级的历史发现”。 所谓虚构其实也是一个抽象概念。之所以说它是个抽象概念, 是因为无法证明它的明确所指。也就是说, 它所指称的对象多样而不同, 因而无法断定所有智者共有和特有什么学说、方法或倾向。这样, “‘论辩术’这个抽象词除了表示与公共教育职业或职位不可分离的品质 (无论这些品质可能是什么) 之外, 不具有任何真实意义”。 那么, 智者从事的是怎样的职业呢?格罗特做了非常具体的描述:“他们的职业是训练青年人在现实生活中如何担当、追求和成功, 无论是于私还是于公。这种事情以前已经有人做过;但是这些教师给这项工作带来了多种多样的知识, 以及多种多样的科学和其他论题———不仅是作文和演说更具感染力, 因而起到了学生的人格榜样的作用, 而且还有对好的演说要素的理解, 因而能够给予学生有助于他们有所成就的训词, 即一个巨大的思想宝库, 其中珍藏的是关于道德和政治论题的思想积淀, 这些思想积淀可能使他们的谈话更富教益”。 在思想和哲学层面上, 格罗特并未给予智者原创和重要思想家的地位, 智者始终处在柏拉图的阴影笼罩下。毕竟, 在格罗特所处的时代, 柏拉图的影响以及对智者的哲学和政治偏见是不那么容易清除的。格罗特为智者进行的辩护和评判远远不是主流, 但无疑有力地冲击了当时或者说两千多年来占主导乃至霸权地位的观点。 2.20 改变了传统智者的研究范式 20世纪30年代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对智者的接受又出现了一个新拐点, 其原因并不在智者本身, 而是因为许多学术研究将柏拉图的分层社会理想与德国纳粹主义联系起来。格思里这样描述说,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 我们目睹了一场将智者及其同类恢复为进步和启蒙的支持者的强劲运动, 以及对柏拉图的脱退, 柏拉图成为了偏执的反动派和威权主义者, 他通过抹黑智者的声誉来确保对他们著述的压制”。 尽管如此, 黑格尔进路仍保持着强势。韦尔纳·耶格尔从教化的视角延续了黑格尔的进路。他在其3卷本巨著《教化:希腊文化的理想》中专门辟有一章来论述智者对希腊教化的重大贡献。在他看来, 教化为“从整体上对希腊主义进行新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不过, 直到20世纪50年代, 尚未见全面研究智者的专著问世, 以往的研究大多是作为古希腊研究专著的一个章节或一个论题发表的。这种情况说明, 虽然智者得到平反, 恢复了名誉, 但他们尚未被归入严肃的思想家或哲学家之列, 他们的学术贡献也未达到值得细细研究和分析的等级。 格思里延续了黑格尔的传统, 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