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资政院第一次常选员与钦选检察员的政治诉求.docxVIP

论资政院第一次常选员与钦选检察员的政治诉求 国家行政法院的成立是清政府在20世纪初预备立宪活动中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清廷的最高统治者幻想借助一个空有资产阶级议会模式的“躯壳”来缓解当时的政治危机, 于是, 在晚清风雨飘摇、反清革命风起云涌的动荡年代, 资政院应运而生。 资政院第一次常年会于1910年10月4日至1911年1月11日期间召开, 其中共有钦、民选议员一百九十五人。会议期间, 大部分民选议员与钦选议员就当时的国家时政问题与前途命运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通过了诸如速开国会与弹劾军机大臣案著名议案。 本文探讨的核心是弹劾军机大臣案。该案起因于资政院将云南盐斤加价案与广西警务学堂是否要限制外籍学生案请旨裁夺, 但上谕却批示将这两件议案交盐政处和民政部察核具奏。议员们认为这是以军机大臣为代表的行政机关侵夺了立法机关的权限, 遂提出弹劾案。期间经过几次反复, 有的议员主张将弹劾案变为提请从速组织责任内阁案;有的议员提议只弹劾军机处, 不针对军机大臣个人, 最终清政府以不准军机大臣辞职、不准解散资政院为由留中弹劾奏折, 资政院也上奏了一说明资政院性质和地位的奏折, 弹劾案就此结束。 关于此案, 前辈学者已有代表性研究。笔者注意到, 以往研究的结论集中于承认弹劾案在一定程度上触动了清廷的尊严与威信, 但若将其放置于清末民初革命的大背景下去考察, 则效果有限;同时, 倾向于将弹劾案看做是资政院第一次常年会中的一项“个案”, 并仅据此考察其起因、经过与结果。笔者希望从“顺时针”的历史视角出发, 回归历史场景, 借助“合法反对”的概念, 探寻在资政院第一次常年会期间, 民选与钦选议员如何利用议事规则让弹劾案顺利提出, 并在通过弹劾案的过程中如何赋予其合法性并争取认同的过程。 “合法反对”的概念源于西方宪政模式下议会制度的运作机制。有前辈学者将其内容归纳为“对反对的认同, 有组织的反对以及以和平方式实现政权更替的充分自由”。笔者希望将“合法反对”的概念置于晚清资政院院内议事运作的过程之中, 借以探讨资政院内以立宪派为代表的民选议员如何利用议事规则, 在有限的权力空间内, 施展他们的立法智慧, 凭借“弹劾军机大臣案”最大限度的实现自身的政治主张与诉求, 并获得清廷的认可, 从而达到“合法反对”的目的。 笔者认为制度层面的“合法反对”重点在于“反对的程序合法性”与“当局对反对的认同”。在清末立宪时期, “资政院已经粗具宪政性质—它拥有宪法以及各种新定法典的制定权, 拥有议决国家财政预算的权力, 并拥有质询行政部门, 弹劾军机大臣的权力”, 虽然我们无法将资政院等同于西方近代宪政意义上的国会, 但就权力格局而言, 清廷已经让渡出了一部分权力给予资政院与各省咨议局。故资政院如何利用院章等规则, 合理合法的发出自己的声音, 便成为其发挥自身功能的关键。 “反对的程序合法性”重点在于反对的程序正当与合理。清廷原本只是希望资政院充当“橡皮图章”, 并非真正将它看作是“预备国会”。“但是, 在实际运作中, 局势却不是清政府能够完全控制的”。首先, 在资政院第一次常年会期间, 资政院内部的民选议员通过自身进取精神逐步掌控了议事主导权, 并与一部分钦选议员结成了“政治同盟”, 这种“同盟”确保了双方在弹劾案立场上的一致性, 保证了弹劾案在资政院的提出与顺利通过。其次, 为了赋予弹劾案自身的合法性, 议员们通过表决速开国会案与提出裁撤宪政编查馆的行动树立了资政院权威, 力图证明资政院在行政关系上与军机处对等。 “清廷对反对的认同”则关键在于清廷是否接受弹劾案。弹劾案提出后, 清廷并未因此强行解散资政院, 笔者认为重要的原因在于民选议员把握了反对的“尺度”, 以此换得清廷承认了该项议案。在政治民主化转型时期, 统治者一般会开放一定的政治空间, 使得原本处于专制政体下的政治格局开始出现一定的“弹性”, 并慢慢松动。通常来讲, 这是一个相对敏感的时期。以晚清来讲, 在科举考试被废除以后, 知识精英需要寻找一个新的“公共领域”来填补原有身份授予制度消失后的空白。清廷设立资政院, 一方面开启了宪政改革之路, 另一方面也给以立宪派为代表的民选议员提供了一个身份认同的新“公共领域”。清廷为改革迈出了一步, 而掌控资政院议事运程的民选议员在抨击时政和挑战清廷权威等反对行动方面也要有一个“尺度”。这个“尺度”的核心在于, 民选议员心中要清楚清廷的底线, 而清廷方面也有一个承受反对的限度。在合适的尺度内, 清廷可以认同这些反对;但若底线被突破, 后果可想而知。当弹劾案提出后, 议员们在辩论中竭力维护皇帝与摄政王的威严, 借以保证弹劾案能够不被扼杀。此外, 在经过反复博弈后, 议员们选择了适度妥协, 以上奏一说明资政院性质和地位的奏折结束了弹劾。下面, 笔者就上述过程进行详细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