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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分析的来源 一些科学家还认为，蘑菇学派的形成与后期维特根斯坦和威斯顿之间的关系，这可能是对哲学和艺术的双重误解。如果我们不把迄今的分析哲学看作一个整体的延续性运动, 而把注意力放在20世纪中期英国哲学界的争论和分歧上, 就能凸显牛津学派与剑桥学派的差别。可以说, 分析哲学对于自身发展历史的重新阐释之所以是当今分析哲学的一个主要特征, 很大程度上与以往对于牛津分析传统的重视不足有关。在这个意义上, 牛津学派并非剑桥学派的延续, 这是需要澄清的一个关键事实。 一、 赖尔对马克思哲学的继承与发展 当斯特劳森在《分析与形而上学》中表述什么是分析哲学的时候, 为了避免混淆和误解, 仍在强调存在两种不同的分析。一种是约简的或原子式的分析, 即从复杂结构到简单要素的分析;一种是联系, 即与其称作“分析”倒不如叫“澄清”的分析, 因其从一到多, 试图找到概念所处的整个结构。 那么, 牛津学派的分析究竟存在哪些特别的地方, 能够同时区别于20世纪早期的剑桥分析哲学以及中期的剑桥学派的分析哲学?这需要从牛津分析的起源说起。牛津分析的来源大致有3个方面:牛津学派一贯的元哲学兴趣或态度、柏拉图哲学, 以及近代心灵哲学。所谓元哲学兴趣, 就是不以任何固定立场和教条为先决条件进入哲学探讨, 终极追问是“哲学活动是什么”。这就是说, 哲学讨论应当像苏格拉底式的辩证法家那样, 成为一个冷眼旁观的发问者, 而“哲学是什么”被发问者放在基底始终存疑。这种态度和牛津人对于希腊哲学的研究自信乃至自持有关, 但也造成了20世纪早期牛津冷淡沉闷的学术气氛。据赖尔的回忆, 那个时候在牛津没有人关注当时英国的哲学变革, 罗素的《算数基础》发表的时候, 自己才3岁, 然而25年过去, 这些依旧是牛津人的寒暄客套。就逻辑而言, 当时的牛津毫无建树且漠不关心。即使在剑桥逻辑分析思潮如火如荼的20世纪初, 牛津仍然是“雷打不动”。不过, 这种守旧冷漠的气氛却促使牛津的年轻教师们寻求改变, 他们更加广泛地和英国其他学府保持交流, 并在大约1928年成立了一个名为“Wee Tea”的讨论小组。在这个讨论小组上, 成员对于哲学话题形成了一种普遍态度———“-主义 (-ism) ”与“-论者 (ist) ”淡出了讨论话语。 首先, 元哲学兴趣成了新旧牛津哲学的一个分野。这反映在赖尔与科林伍德这两个同时代的牛津人对于柏拉图的哲学传统和剑桥分析哲学的看法上, 尤其是有关共相问题的看法上。1932年赖尔发表了《被系统地误导着的表达》, 所谓“被系统地误导着的表达”, 简言之, 就是理论家将一个可理解的概念转化为理智语言或技术语言时所犯的错误。例如, 将形而上的对象进行经验描述 (如命题“神是完美的”, “神”并非是一种品质, 有完美和残缺的说法) , 又将很多经验描述整合为形而上的实体, 例如“不守时”是“……是不守时的”这个经验陈述的简化, 并非表示某种内在属性被归属于主体。赖尔实际是在批判这种错误的典型:柏拉图的共相理论导致的柏拉图主义错误。一方面, 柏拉图常以经验描述的口吻, 说一个共相是大的还是小的, 这是把形而上的东西给实体化了, 进而把共相间的关系也实体化了, 说共相互相分有、重合;另一方面, 又把一些并非形而上的经验陈述表述为形而上的幻象。赖尔认为, “所有这种看起来像是共相的陈述都是可分析的, 因而那些共性术语不再是归属物的名称” 就在《被系统地误导的表达》发表的第二年, 科林伍德在《关于形而上学方法的论文》中重申了正统柏拉图理论不可替代的地位, 认为“共相”就是形而上学独有的特殊概念, 既非普通日常用语, 也非精确的专业概念, 但只要进入形而上学的门径, 必然体悟其无所不包的先验形式内涵。他强调哲学方法既不是归纳的, 也不是推理的, 要注意区分共相概念的外延和内涵, 外延是说共相能够被应用到殊相中, 但不能因此忽略其根本的内涵, 把它变成经验归纳论的东西, 使其适应推理、适应逻辑学家的自我循环。毋庸置疑, 这是针对罗素等人的言论, 也包括被科林伍德当作罗素追随者的赖尔。赖尔为此做了长篇回复, 明确声称自己并非逻辑实在论者, 只是不希望继续陷入柏拉图主义的框架。他甚至同意科林伍德的一些意见, 例如用逻辑形式没有实例的办法证明不了逻辑形式本身不存在。但他要着重批评的是, 科林伍德没有进入一个新牛津人所置身的哲学视域。他对于罗素、摩尔、维特根斯坦和石里克等人的反对还是柏拉图主义式的反对, 以致否认剑桥哲学用逻辑分析的办法澄清部分形而上幻象的成就。这场争论虽然以柯林伍德的不作回应而告终, 但对当时的牛津人影响很大。赖尔在晚年的自传中指出, 科林伍德这位牛津前辈在战前就没有跟上我们这些牛津同事的步伐 (指“Wee Tea”态度) , 战后又错过了跟上牛津哲学发展的黄金时机 (指牛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