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化时期农民经济发展的风险与对策.docxVIP

合作化时期农民经济发展的风险与对策 一、 合作化运动中的动力模型 随着13日通过的《农业生产促进委员会关于发展的决议》的通过，农业促进协会的道路最终建立。中共中央正式宣布对农业各体经济进行改革。 在已有的合作化运动研究中, 多集中于动因和评价。薄一波强调:合作化快速完成的原因是, “各级党委和政府在规定合作化进度指标方面层层加码, 而更重要的是在农村里, 对暂时不愿入社的农民客观上形成了一种很大的政治压力, 不自愿也得‘自愿’”。 笔者曾以黔南为例, 撰文梳理了新解放区土改后的农民经济, 认为土改有助于农村经济保持一个较长时间的稳定增长, 但具体到每一个阶层, 农户经济和社会心理又有很大差别, 这是理性小农根据其所处的客观环境所作出的权衡。 二、 合作化进程中农民的生活改善情况 黔南地区的合作化进程几乎与全国同步。1953年冬, 中共都匀地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农业合作社要“逐级领导试办, 树立样板, 逐步巩固, 逐步推广”的指示, 在都匀薛家堡试办了黔南地区第一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到1956年3月底, 黔南地区参加高级社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81.1%, 初级社占农户总数的比例降到8.2%, 都匀、瓮安、三都3县已无初级社。1957年底, 黔南州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为3302个, 入社农户337172户, 占总农户350003户的96.3%, 平均每社102户。 合作化进程中, 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