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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文学发展的思想渊源 追溯近代文学的渊源，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加以探索与阐明。 首先是晚明以李卓吾为代表的左派王学。明代中叶的思想家王阳明，上承南宋陆象山的理论而大倡“吾心即宇宙，宇宙即吾心”的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想，与程朱派理学相比，其学说重视个人思考，而反对盲从他人，所以王阳明有这样极其大胆的话，即： 夫学贵得之于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 这种思想，到了后来的李贽就有了进一步地发展，首先他认为每个人都具有自己的聪明才智，不待取之于孔子而后足也。他根据历史的发展提出一种无可驳辩的道理论： 若必待取给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 《焚书?答耿中丞》 同时他又进一步提出时代是变化的，为是非的标准也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所以孔子所说的是非标准，不能成为万世不变的标准。（《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所以他认为后人不应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他说： 前三代吾无论矣，后三代，汉、唐、宋是也，中间千百余年而独无是非者，岂其人无是非哉，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然则，余之是非人也，又安能已。 （同上） 而这正是他要以自己之是非为是非，而评论古人写出的《藏书》一书的主要原因。 卓吾由于在思想上敢于破除偶像，凭自己的理智，去观察、思考、评价，所以对文学也有其个人独特的看法。他论文，主张在写作上要出于“童心”，也就是发自真心。他说： 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苟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 《童心说》 在这样理论指导下，必然他对当时王（世贞）、李（攀龙）的复古主义持否定态度。他对中国文学的发展，认为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决不应持厚古而薄今的态度。他说： 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西厢记》，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大贤言圣人之道，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故吾因是而有感于童心者之自文也。更说什么《六经》、更说什么《语》、《孟》乎？ （同上） 卓吾的思想与文学观，到他的学生袁中郎，有进一步的阐明和发展。 袁中郎名宏道，同他的大哥宗道、三弟中道，都是明万历年间的知名作者，因是公安人，故世称公安三袁。他们弟兄三人，都曾向李贽问学，受李贽影响最深，且最为李贽所器重的，即中郎。袁中道在《中郎先生行状》中，论到中郎自向卓吾问学后，在思想上出现了一个突飞猛进的新阶段，他说： 先生既见龙湖，始知一向掇拾陈言，株守俗见，死于古人语下，一段精光，不得披露。 及见卓吾之后，境界同过去大有不同， 至是浩浩然，如鸿毛之遇顺风，巨鱼之纵大壑，能为心师，不师于心。能转古人，不为古转。复为语言，一一从胸襟流出。盖天盖地，如泉截急流，雷开蛰户，浸浸乎其未有涯也。 这充分说明中郎在卓吾的影响下，思想达到了一个如何新的高度。 中郎在师事卓吾之后，不久，即开展了对当时以王（世贞）、李（攀龙）为领袖的后七子的复古运动的批判。他的理论的要点不外一下几个方面： 一 、作品是时代的产物，时代变了，作品就不能不变，所以处今日之时代，而因袭前人的作品是决写不好的。因此今日之时代。就应当写出能反映当前人情事态的作品来。他说： 世道既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模古也，亦势也。……何也?人事物态有时而更,言语方言,有时而易,事今日之事,则亦文今日之文而已矣。 《与江进之》 所以他驳斥那帮标举“诗必盛唐”的复古派理论的荒谬道： 唐自有诗也，不必选体也。初、盛、中、晚自有诗也，不必初盛也。……今之君子，乃欲概天下而唐之，而且又以不唐病宋。夫既以不唐病宋矣，何不以不选病唐？ 《与丘长孺》 接着他对复古派所提倡的诗歌创作应该遵循的规律“格调说”加以嘲讽，认为： 其高者为格调所缚，如杀翮之鸟，欲飞不得。而其卑者，剽窃影响，如老妪之傅粉，其能独抒己见，信口而言，寄口于腕者，余所见，盖无几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