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声誉评价的一致性与分裂性转型时期冲突性的职业声望评价.docxVIP

职业声誉评价的一致性与分裂性转型时期冲突性的职业声望评价 一、 北京市职业结构调查量表 社会学对社会地位的评价有三个维度：财富地位（经济地位）、权力地位和声誉地位。比较而言,财产地位和权力地位的认定要容易一些,因为它们都有比较明确的客观指标;声望地位的确认则因为涉及主观的评价而较为复杂。对于声望地位的确认,一般通过声望调查完成。在声望调查中,最常见的就是职业声望测量。 近年来国内对财产地位和权力地位的研究较多,而对职业声望的研究则比较少见。目前,在中国大陆公开发表的文献中所能查到的这方面的研究有1982年对上海市高中生的职业声望调查;1983年谢文先生在北京市城区的调查;1985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洪彪在北京市城区的调查;1990年蒋来文等对北京、广州两城市职业声望的研究。1由于职业声望调查较少,多数中国人对职业声望评价还较生疏,因此,评价的标准常常因人而异。这就造成评价的等级顺序和声望分值不够稳定。 1997年至1998年,笔者在中国人民大学讲授《社会分层与流动》课程的同时,组织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本科学生,在北京地区专门进行了两次职业声望调查,本文采用的是其中一次的数据。2此次调查样本的选取采用配额方式,依据的是北京市居民职业分布比例。共完成有效样本468个,其中,男性占55.7%,女性占44.3%。年龄结构为18—29岁占8.9%,30—39岁占21.0%,40—49岁占22.2%,50—59岁占17.7%,60岁以上占30.1%。调查量表选择了能反映北京职业结构的100种职业。表中所提的问题是:“请您根据心目中对于各种职业地位高低的综合性评价,给下列职业打分”。调查后,采用诺斯-海特计算公式核算分值。北京居民的评价结果见表1。 下面笔者对上述评价结果进行分析: 1.对于职业声望评价,人们常常询问,这样的分值是否合理。我们知道,声望调查测量的是每一个人的看法。事实上,被调查的每个人的看法都不会完全相同,从这次调查的数据看,对于每一项职业既有打最低分的,也有打最高分的。我们计算的是所有人评分的累加,这正是民意调查的特点,即每一个人的看法都会对最终结果发生影响,但每个人也仅能影响一个微小的值,最终的分值是所有人的评价合在一起的结果。因此,这种最终的评价还是代表了所有人的意见,其评价本身并不存在合理不合理的问题,只要调查的设计、过程、计算是认真的,评价就具有价值。 2.科学家、大学教授、工程师、物理学家、医生等排在最前面,这反映出人们在评价职业声望时,首先考虑的是高知识、高技术、高教育的因素。凡是与这些因素联系密切的职业,往往得到很高的分值。在这一点上,各阶层的看法具有很强的一致性。 3.对于官员的评价不高。在职业声望的国际评价中,人们往往对于那些象征正义的职业给予很高的评价,例如最高法院法官常被评为第一位,政府高官的声望也常被评得很高。而在北京市的职业评价中,对于官员的评价却显得低了一些。传统上,中国社会官本位盛行,官员在社会上受到尊敬,而这次调查官员却普遍受到批评。有人说,一提起当官的印象就不好。对工商税务人员的评价也不高,原因是多被认为有以权谋私和敲诈勒索的行为。由此可见,由于腐败行为盛行和社会风气的恶化,使得人们对于官员地位的评价大大降低了。对于这一点,下文将做进一步分析。 4.以往人们总以为农民的声望地位很低,而调查结果却证明人们对种田农民的打分并不很低,其分值甚至高于时装模特。这反映了人们在评价一种职业时,比较重视这种职业对社会的贡献。同样,对于士兵的评价也不低,打分甚至高于房地产商、出版商等。 5.人们总是先设定了自己的职业地位,然后从自身所处的地位来看待其他人的职业。这样,人们对自己职业的看法便会影响到对他人职业的评价。在调查中发现,多数人对自己所从事职业的评价是比较高的,例如在机关中所做的调查表明,机关干部对局长、处长、普通职员的打分高于其他群体对这些职业的打分。又如进城农民工给自己的打分较高。当然也有人出于自暴自弃的态度,给自己的职业打很低的分。 6.个人的好恶也会影响一个人对某一职业的评价。例如,经历过医生“收红包”的就对医生打分低;看到电视上报道干部受贿的就对干部打分低;一些人对售票员的评价低,认为他们对自己态度不好。又如,汽车司机对交通警察评价低,认为他们总找自己的麻烦。再如,一个效益不好的工厂的工人觉得厂长贪污、挥霍、没有能力,把工厂搞得一团糟,所以便给厂长打很低的分。北京人对于外来农民工的评价低,认为他们造成了城市交通紧张、导致犯罪率上升并抢走了城里人的饭碗;相反对种田农民打分较高。一般说来,对于自己日常生活中有接触的职业,人们往往倾向于通过个人的经验、经历来评价。但由于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经历对各种职业打分,其结果还是公平的,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将自己所能接触到的侧面记录了下来。 7.报纸、广播、电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