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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长征电器案 一 “救济”在“诉讼” 停下。6月，上海徐水国际大厦12楼b。已经是晚上8点多, 以严义明的名字命名的这家律师事务所仍如白天一样繁忙。这些日子, 严义明正在等待证监会的态度, 尽管手中又掌握了一堆新的证据, 他并不急, 而是引而不发。 “银河系 (详见附录) 内部的一些高管已经开始举报, 涉嫌造假的长征电器 (600112) 正面临众叛亲离的处境。”严义明让助手复印了一份厚达40多页的举报材料拿给记者看, “按照目前的进度, 证监会应该正在做立案前的核实。” 今年1月, 贵州长征电器与广西银河系之间的收购案被媒体怀疑存在问题, 严义明以长征电器小股东的身份, 向证监会举报其涉嫌虚假陈述以及前二者存在关联关系未予公告, 随即, “长征电器案”以贵州证监局否认这一举报内容的真实性而暂告一段落。 8年来, 从红光案、银广夏、“科龙独董运动”, 到“举报长征电器”、“讨伐飞天系”, 严义明一路遇到不少障碍和质疑。这位有着瘦弱肩膀的上海律师偏偏执著于扛起中国资本市场中这些最重、最复杂的问题。 之于长征电器案, 严义明又于3月9日向证监会提出了复查申请, 同时将矛头指向了另一家与长征电器案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银河科技 (000806) 。“为什么中国财政部2004年专项审查银河科技?广西北海市政府2005年让它出具内部整改报告, 为什么它不及时把这些重大事项公告于众?”一周后, 严义明赶赴位于北京西城区金融大街19号富凯大厦的中国证监会, 向信访接待中心递交了这两份举报申请。 严义明讲话的语速并不快, 一句话讲完, 会停下来观察对方的反应, 与问题上市公司“肉搏”了几年下来, 他工作的方式甚至与语速特征一样有了张弛有度的节奏感。“4月, 中国证监会打来电话, 表示鉴于事件的复杂性, 希望延长对长征电器复核调查的时间;5月底, 广西证监局也发来公函希望延长对北海银河的调查时间。”说到这儿, 严义明抽出一张广西证监局的回复函, 日期是5月22日, “我相信监管层是在积极地对待举报, 而不是拖延时间。” 在今年5月份所谓新一轮牛市行情启动之前的近5年时间, 中国股市过着不变的冬天。漫漫长冬与其间频仍的上市公司丑闻有着根本的关系。在2002年之前, 中国的证券监管制度重行政、刑事责任而轻民事责任, 这令证券市场民事诉讼一直处于“冻结”状态。“当时要找到一个受理股民索赔案件的法院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因为法院根本不受理此类索赔案件。”直到2002年1月15日, 最高人民法院下达《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 证券民事诉讼才开始局部解冻。不过, 这只是个开始, “并无实质改善。”原因很简单, 按照司法程序“索赔”进行证券维权, 获得与付出往往极端地不成比例。 手里做着, 心里想着。之所以严义明这次紧盯住“长征-银河案”不放, 他还有另外一个大算盘, “希望为后来的人们开辟一条维权新路”。 证监局对举报结果的审查缺乏透明度 这正是严义明煞费苦心选择了证监会“信访接待中心”这个渠道——而非案件受理部门的要因。 “我会首先向证监会提出举报, 按照惯例, 它会安排当地的证监局实施调查, 如果我对调查结果不满意, 我会申请由上一级单位——证监会本身作出复查, 如果对它的复查结果仍旧不满意, 我的下一步将会是申请国务院行政复议, 并实施公开听证。”他表示, 这是严格按照《国家信访条例》来逐步进行的程序。 究其原因, 他认为, 贵州证监局针对举报所作的书面回复, 并没有任何足以支撑他们作出否认这些内容的结论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换句话说, 贵州证监局并没有讲清楚他们下结论的理由, 他们的监管决策缺乏透明度。 实际上, 已有为数不少的案例, 已经开始令人担心, 本地监管是不是存在地方保护主义的可能性。早在2004年, 中国财政部广西专员办就对银河科技进行了专项检查, 指出公司存在虚增收入和利润的问题。同时, 财政部在权限范围内对银河科技聘用的华寅会计师事务所作出警告的行政处罚。 然而, 北海市人民政府遵照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的指示, 只是在2005年7月作出了责令银河科技内部整改的处理意见。“按照现有的职权分析, 对于上市公司的处罚应该由证监会来进行, 不应该假手他人, 尤其应该避嫌的是当地地方政府。”一位资深证券法研究人士告诉记者。 基于此, 严义明以一个律师和公民的身份向中国证监会抛出了两个大问号:“到底为什么作出上述处理意见, 法律依据是什么?” 《证券法》规定, 证券市场的监管机关为中国证监会及其在各地的派出机构而非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北海市政府如果是依据《证券法》作出整改处理意见, 则属于越权的违法行政行为, 应予以撤销并由证监会重新调查处理;如果不是, 证监会仍旧需要调查并处理。” 来自监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