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与政府的政策选择.docxVIP

金融危机与政府的政策选择 自美国次贷危机以来，关于职能和监督的讨论已成为一个话题。然而,在对危机原因的分析中,大多数的经济学家却都是从宏观经济理论的层面进行反思的,从公共经济学的角度对政策制定过程与程序进行的检讨却鲜有所闻。然而,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不仅使宏观经济学成了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使公共经济活动进入了经济学家的视野,甚至使很多学者认识到人类在经济活动方面的非交易型合作与由政府进行的集体性干预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理性选择。(1)正是由于学者们逐渐认识到公共经济或集体经济的存在是一种比市场经济更为普遍的现象,(2)因此财政学才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学分支。 然而,由于对政府本身的结构、特别是对发达国家的民主决策程序及其演变的研究很少进入主流经济学家们的视野,因此在宏观经济学蓬勃发展的同时,把公共经济活动纳入到主流经济学分析体系中去的努力却一直没有取得太大的进展,以至于财政学家始终无法把公共经济学体系建立在自私的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之上。于是,正如布坎南所表明的那样,财政学既无法在主流经济学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也无法在一个新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独立的研究范式。(3)因此尽管学者们都已认识到国家政府角色的不可或缺,(4)但究竟什么样的国家结构或政府体制才能缓解经济危机的爆发却并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以至于在金融理论蓬勃发展之时,财政学与公共经济学却长期处于低迷的徘徊不前状态。 本文沿着发达国家财政体制变迁的历史轨迹,以公共产品需求结构的变迁对国家结构及财政体制的影响为主线,从公共经济学的角度对财政体制的演变、不同体制的追求目标及其相互冲突的利益关系进行探讨,并试图用公共经济理论对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反复发生的经济危机给出一个全新的解释,从而为公共经济学的发展尽一份微薄之力,为未来中国公共财政体制的选择提供一点帮助。 其实,早在上世纪30年代,作为对市场经济危机的反应,很多学者就已经注意到非市场经济行为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并强调非交易型合作是人类经济行为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理性选择,(1)甚至认为集体经济的存在是一种比市场经济更为普遍的现象(2)。并且,正是由于认识到公共经济活动的重要性并提出了适当的公共经济政策,凯恩斯革命才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希克斯更是明确指出,市场经济体系不仅不是唯一的,而且也不是最早的经济体系,因此以收入最大化为基本行为目标的市场经济模型并不能解释所有的人类经济史现象。(3)他强调,作为非市场经济体制的典型,习俗经济与指令经济都曾在人类早期发挥过重大作用,并使专制主义表现为一种革命性的制度变迁,特别是他强调中国的官僚体制标志着古代文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 当然,其他领域的学者也对公共经济体制演变的过程进行了持续的关注。(4)他们的研究表明,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作为公共经济制度的社会组织方式曾经决定着文明演进的方向,并提供了经济效率改进的主要来源。而布罗代尔更是对文明的公共经济特征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5)米勒在批评亨廷顿过于狭窄的文明内涵时也认识到了这一点(6)。因此,尽管对公共经济制度的讨论长期隐含于哲学与政治学之中,但许多学者都承认,公共经济活动的出现远早于私人经济活动。(7)换句话说,以改进私人经济为目的的市场经济体制是从传统的公共经济体系中演化出来的,因此,对追赶型转型经济体来说,理解这个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公共经济体制的变迁过程就是至关重要的。同样,对关心欠发达地区转型与发展的学者来说,不仅关注诺斯所强调的制度变迁目标———市场产权制度是重要的,而且关注这个制度变迁过程———市场经济体制如何能够在一个公共经济体系中被供给出来更为重要。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缓慢与公共财政体制建设的步履蹒跚很可能与这个制度变迁动力源泉的模糊有关。 然而,研究公共经济活动规律的公共经济制度变迁理论一直没有出现,于是市场经济制度是如何从非市场的经济体系中产生、现代文明扩展如何获得发展的动力等问题就一直无法得到合理的经济学解释。(8)由于公共经济制度变迁理论的缺乏,关注公共经济活动的财政学与制度经济学既无法在主流经济学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也无法用自己独立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来解释现实。于是,作为经济学分支的财政学不得不把自己关于国家经济活动的解释建立在政治学与社会学的基础之上,(9)关注制度变迁过程的制度经济学家不得不把意识形态作为国家制度更迭或者是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动力源泉,(10)从而使财政学与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与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分道扬镳。 幸运的是,康芒斯从集体经济的角度对市场制度起源的研究在奥尔森与爱泼斯坦的研究中出现了回归。(11)不仅康芒斯从主权的角度对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关系进行的研究得到了拓展,而且康芒斯对公共经济制度的分析、对集体行动内在逻辑的分析以及对国家主权作用及结构的分析,(1)也在一个新的制度经济学与公共经济学的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