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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根济与近代医院的设置 天津医疗卫生事业研究的历史图景 在近代中国史上，马根吉不是一个著名的名字，而是一个重要而有影响力的人。最近天津的一份主流报纸刊出的一篇纪念文章这样写道: 在还没有了解“马大夫纪念医院”之前, 就听很多名人后裔提起过马大夫。尽管马大夫是位外国人, 而且去世很早。但马大夫纪念医院却在天津人心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时常会听一些老人说这样的话:“那时的马大夫医院……”马大夫医院就像一个被人们珍藏在心里的老朋友, 尽管已经远去, 但情感依旧。 这位马大夫并不姓马, 而是指英国伦敦会 (LMS) 医学传教士马根济 (John Kenneth Mackenzie) , 他在李鸿章的支持与帮助下在天津创立了被誉为“近代中国最早的公立医院和医学院”的施医院 (总督医院) 和医学馆。 马根济在近代医学传教士中具有较高的声誉, 同时他创办施医院以及医学堂的功绩使得他在近代西医传播历史和公共卫生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在现代著述中, 除了近代天津地方史的论著每每论及马根济及其创设的医学机构外①, 学界有关近代医学传教与天津医疗卫生事业的研究也多会给予一定的关注② , 而专门以马根济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近来也开始出现。①不过这类研究受研究视角和资料利用等方面的限制, 也存在着一些错漏甚至相互抵牾之处, 马根济在天津创办施医馆和医学馆的完整历史图景并未得到比较清晰的呈现。故此, 本文立足史料, 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 希望通过对不同叙述脉络中相关记载的比对考证, 尽可能对这一历史图景做一清晰的呈现, 并进而分析这些被视为中国最早的公立西医院和医学院诞生的契机, 探究这些认识是如何形成的。 一、 近代中国马根济医疗实践研究中的一些独特的医学视角 在现有的著述中, 有关马根济及其在天津的医疗事业, 大体是这样叙述的。 马根济以医学传教士的身份于1875年抵达汉口, 进行医学传教的工作, 并于1879年调往天津, 接手伦敦会在当地开办的小诊所。由于缺少药品和资金, 同时得不到地方士绅的支持, 马根济在美国驻津副领事毕德格 (W. N. Pethick) 的引荐下, 向李鸿章求助, 但迟迟没有下文。后来因为成功医好了李鸿章夫人的病, 得到李鸿章的赏识, 在其支持与帮助下, 在曾公祠开办诊所, 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由于患者的增多, 医院的承载能力逐渐捉襟见肘, 为了增强医疗能力, 并方便传教工作, 马根济想兴建一所规模更大、设备齐全的正规西医院, 这一计划得到了李鸿章和其他官员以及地方精英的支持。李鸿章捐银1000两, 天津各级官员以及地方士绅纷纷解囊, 共筹得4000两白银。1880年, 医院在紫竹林后海大道建成, 李鸿章亲自主持开幕仪式, 并手书楹联一副“为良相, 为良医, 至此恫瘝片念;有治人, 有治法, 何妨中外一家”。新医院名为总督医院, 津门称其为施医养病院。这一医疗机构被称为近代中国最早的公立西医院。 施医院之所以冠以医院之名, 有别于中国医疗机构中的医馆称呼, 还在于其中的医学馆之设。为了满足传教的需要, 马根济迫切需要培养本土医生来辅助自己, 他得到了李鸿章的允许, 从当时留美幼童计划终止后回国的青年中挑选学生成立了医学馆, 这被称为近代中国最早的公立医学院。② 光绪十四年 (1888年) , 年仅38岁的马根济积劳成疾, 英年早逝。由于其在传教以及医学、公共卫生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马根济在当时就备受关注。他去世后, 上海医学传教联合会议专门通过决议缅怀其在传教医学事业上所作的贡献, 并出版了纪念文集《马大夫纪念文集》 (Memorials of Dr. J. K. Mackenzie) 。1891年其同事布莱恩的夫人撰写的《马根济传》一书出版, 几周之内即销售一空, 人们争先恐后地互相传阅。 因为其重要的历史地位, 无论在中国还是欧美, 马根济都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和探究。但是, 缘于资料与认识上的差异, 双方笔下的马根济以及其创办的医疗机构却呈现出了不同的面向。 中国研究者倾向于描述马根济在近代医学传播中的重要作用, 尤其是强调其创办了近代中国第一所公立医院与西医学堂的功绩, 对于其传教工作基本上一笔带过, 虽然大多提到总督医院演变为马大夫纪念医院并最终成为天津人民医院这段历史, 但是对于马根济去世后中英双方围绕着总督医院产生的矛盾则一字不提。同时, 其中还存在许多相互矛盾的地方, 对马根济本人以及施医院、医学堂的介绍都存在一定问题。其中相当多的著述依据的几乎完全是中文资料, 出现了一些张冠李戴、以讹传讹的情况, 以至于马根济 (Mackenzie) 的名字拼写都有错误。③另外一些研究虽注意到英文资料, 尤其是依赖布莱恩夫人撰写的《马根济传》以及罗芙芸的博士论文《从“卫生”到卫国——天津公共卫生事业的兴起, 1859—19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