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蓝之狱案的历史影响.docxVIP

胡蓝之狱案的历史影响 “呼兰的监狱”是明初的一个重大政治事件。然而，现有的封建社会史学家所著的《明史》、《明朝志》等史料是禁忌，并掩盖了“呼兰监狱”的真相。现代历史学家并没有认真研究和评论这一点。笔者不揣浅陋,拟就“胡蓝之狱”发生的原因,以及此案对明代社会造成的影响作一探讨,以求方家指正。 在明初的二、三十年中,开国功臣先后被朱元璋杀戮殆尽,其手段之残酷,在历史上甚属罕见。“用刑之际,多出圣衷”,“稍有触犯,刀锯随之”,在他统治期间,“一不当则斥,一得罪则诛”,“无一日无过之人”。为何朱元璋会如此残忍好杀呢?清代史学家赵翼认为明太祖“雄猜好杀,本其天性”。把朱元璋杀戮功臣归之于他个人的品质和性格。这个看法虽不无道理,但并不能揭示问题的真谛。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个人的品质和性格固然会对历史起一定的作用,但决不起最终的决定性的作用。恩格斯说:“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这就告诉我们,任何人都要受到时代和社会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因而判定一个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活动,必须综合他所处那个时代各方面的因素,才有可能得出比较符合实际的结论。因此单从朱元璋个人的性格去分析他制造“胡蓝之狱”的动机和目的是片面的。解放以后,有不少史学家认为,朱元璋所走的道路,是从农民到皇帝,因此封建小农所特有的自私、保守、贪婪、嫉妒、狭隘等特性都典型地作用于他,一旦当权,对功臣的猜忌,超过封建统治阶级出身的帝王。-笔者认为,这种看法也失之偏颇,难以令人信服,因为农民阶级出身与屠杀功臣没有必然的联系。朱元璋出身贫农,但他统一天下,登上九五之位时,已由农民起义的领袖转化为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总代表。他成为最高统治者后,其政治思想和所作所为就不能单从农民身上寻根究源。例如刘邦也是从农民起义领袖转为西汉开国之君的。虽然他也屠杀功臣,“然其所必去者,亦止韩、彭、至英布则因其反而诛之。卢绾、韩王信亦以谋反有端而后征讨。其余肖、曹、绛、灌等,方且倚为心臂,欲以托孤寄命,未尝概加猜忌也”。 在封建社会里,农民起义领袖称王称帝屡见不鲜,他们在确定君臣名分之后,并不见得都是刀枪相见的。相反封建统治阶级出身的帝王,诛戮功臣的事例却是史不绝书,如秦二世杀李斯、蒙恬。曹操诛荀彧、杨修。隋文帝、隋炀帝戮史万岁、高颎、贺若弼。唐高祖杀刘文静。宋高宗杀岳飞等,可见朱元璋翦除功臣绝不是由于他出身农民而造成的。笔者认为朱元璋杀戮功臣的原因必须放到明初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胡蓝之狱”的产生是当时形势下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尖锐化的产物。下面分三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胡蓝之狱”是君权和相权、将权矛盾斗争的结果。 君权和相权,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是两种不同势力的代表,他们相辅相成,共同统治人民。但他们之间又经常发生矛盾和冲突,而且随着中央集权专制的日益发展,君相间的矛盾就愈益尖锐。朱元璋总结历史教训,认为“设相之后,臣张君之威福,乱自秦起,宰相权重,指鹿为马。自秦以下,君天下者,皆不鉴秦设相之患,相继而命之,往往病及于国君者,其故在擅专威福。”与元朝一样,明初的中书省是总揽全国政务的机构,丞相职权很大。这种情况,在朱元璋看来是绝对不能容许的,朱元璋不愿“垂拱而治”,而处心积虑地要解决宰相权重的问题。从龙凤十年到洪武十三年止,朱元璋任命的四员丞相都是他的亲信,但君相间的矛盾并未解决。其中徐达因“数受命征讨,未尝专理省事”,实际是个挂名丞相,但也未能善终。李善长以开国元勋,列爵上公,筦领枢要,任左丞相三年,但“善长外宽和,内多忮刻,比进大国,意稍骄。”朱元璋早就有“易相之议”,洪武四年,以善长“有疾”,准他“致仕”。由于李善长首荐胡惟庸为太常少卿,又“因相往来”,终于在洪武二十三年追论“胡党”,被赐死。汪广洋因“廉明持重”,受朱元璋擢用,先后两次任右丞相。在任内“无所建白“,“浮沉守法而已”。但即使他这样谨厚自守,也为朱元璋所不容。因他先后与杨宪、胡惟庸共事,遂以“朋欺”罪被诛。 最后一个丞相即胡惟庸,所谓胡惟庸私通倭寇及北元以及与李善长阴图谋反之事则纯属乌有。但胡惟庸确是个“专恣不法”的人。洪武六年汪广洋罢相,“帝难其人,久不置相”,胡便以中书左丞“独专省事”,“久之进左丞相”,“自是势益炽,独相数岁,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辄匿不以闻。四方躁进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馈遗金帛名马玩好,不可胜数,大将军徐达深疾其奸,从容言于帝”,“刘基亦尝言其短”,这样明初君权和相权的斗争便趋于白热化。朱元璋以“胡家结党”为由,于洪武十三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术,很快杀掉胡惟庸,割除了这一心腹之患。但这并不是朱元璋的真正目的,除掉胡惟庸,朱元璋便趁机下令取消中书省。他说:“自古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