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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人类学的文化解释 一、 文艺美学的“文化人类学” 艺术是文学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早在文艺美学学科开始创建时期,文艺美学家们就高度关注艺术问题,如中国先秦诸子关于诗歌和音乐问题的论述,古希腊柏拉图的《文艺对话集》和亚里斯多德的《诗艺》等。文艺美学与哲学、历史学等学科一样,同属于人类社会起源最早的学科之一,是传统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创造者和秉承者,因而,直到19世纪前半叶之前的德国古典美学,文艺美学仍然以理性主义的演绎方法作为艺术研究的主导方法,把艺术现象从其产生与存在的社会文化生态中抽离开来进行研究,也就是说,学者们关注的是被移植到博物馆、美术馆、音乐厅中的艺术,这些艺术就像被生物学家从自然生态中采摘来制作成的动植物标本一样,已经是失去生命的东西,是脱离了其社会文化背景的艺术标本,他们很少关注现实生活中的艺术,即使关注也只是感觉性的。文艺美学很早就开始关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但其关注的焦点是民族志对所谓“原始艺术”的描述,因为文艺美学试图解释艺术是如何起源的,要拟构起艺术的演进历史,国外学者如格罗塞、普列汉诺夫,中国学者如朱狄、邓福星、章建刚等都是用这种思路写过关于“艺术起源”的著作,用民族志所提供的“原始艺术”资料,拟构关于艺术起源过程。有学者曾说,历史学读史书,人类学读社会。文艺美学长期以来都是读文献而不读社会的。即使冠以“艺术人类学”之名的研究,在研究方法和理论范式上仍然沿袭这一研究路径,如当前在社会上知名度很高的学者易中天教授的《艺术人类学》一书。可见,传统文艺美学的艺术研究,具有“反生态”、“标本化”、“书斋式”、“玄思性”、“精英化”等特征。长期以来,艺术人类学对文化人类学的借鉴,主要而且只是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引用人类学民族志中关于“原始艺术”的调查资料,二是吸收了古典进化论解释社会文化现象起源和拟构人类社会文化历史的学术范式。至于19世纪末开始形成的现代人类学及其田野调查方法,文艺美学却很少关注,更谈不上吸收借鉴,这就导致文艺美学对社会生活中的艺术、艺术活动等“生活中的艺术”、“活着的艺术”缺少调查研究。其根源是理性主义的认识论模式。文艺美学研究长期以理性主义和演绎思维的模式为主导。在19世纪中叶以前,理性主义主导着欧洲的认识论和学术研究。在古希腊,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哲学家奠定了以演绎逻辑为基本思维模式的理性主义认识论和学术范式。到18世纪后半叶和19世纪前半叶,以康德和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把理性主义推向了顶峰,用概念和逻辑建构起一座又一座理论大厦,在学术研究与现实生活之间建起了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墙,两者的距离越来越远。在理性主义学术范式的制约下,学者们沉醉于书斋中的玄思,沉迷于文献的解释,漠视活生生的现实生活。中国文艺美学受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很深,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界通过马克思接受了以摩尔根为代表的古典进化论思想,于是,运用相关资料拟构历史成为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各个学科共同努力的工作。 艺术是存在于社会生活之中的一种重要文化现象,尤其是在被称为“原始社会”或“后进民族”的文化中,多样而特殊的艺术普遍存在,往往是首先引起外来者注意甚至惊奇的文化现象,所以,从文化人类学诞生时起,艺术就受到人类学家的关注,被称为人类学之父的英国人类学家泰勒在他著名的“文化”定义中,就明确地把艺术纳入文化人类学研究对象“文化”之中。从古典人类学到现代人类学,艺术始终是研究者的一个重要研究对象。人类学家们对“异文化”的艺术进行了大量的调查、描述和分析,其中还有专门研究艺术的专著,如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的《原始艺术》等。但古典人类学和现代人类学对艺术的研究,一般都把艺术当作与生计、交换、政治制度等无差别的文化现象进行描述与解读,研究的目的不是解释艺术而是解释社会文化,忽略了艺术这种特殊文化现象或文化门类的特殊性,如美国人类学家克鲁伯和理查森合著的《妇女时装300年》,不是研究审美观的变化,而是把1630年以来西方妇女的裙长和裙宽、腰部的肥瘦与高低、袒胸露背的宽度和深度等的变化曲线,解释社会文化变化的周期性,证明“超有机体”理论。美国当代人类学家格尔兹在《作为文化系统的艺术》中所说的,艺术不等于那把小提琴,不等于那四根琴弦。艺术在文化系统中具有其他文化现象不能取代的独特价值,具有其内在的特性,它与社会文化息息相关,却有它独特的社会文化表现方式。把它等同于其他文化现象的观察视角、研究目的和解释方法,必定难以深入艺术之内,难以解释出艺术之所以为艺术的内在特征,所得出的结论必定给人以“隔靴搔痒”之感。文化人类学关于艺术研究的缺陷,与现代人类学的实证主义认识论倾向有关。大家知道,与哲学、美学、历史学等传统学科相比,人类学是一个历史比较短的年轻学科,作为一个学科,它开始形成的时间是19世纪中叶,这是以科学实验为标志的近代自然科学和技术迅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