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算法的价格合谋问题研究.docxVIP

? ? 大数据算法的价格合谋问题研究 ? ? 乔 榛，刘 瑞 峰 (黑龙江大学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哈尔滨 150080) 一、问题的提出 互联网发展及大数据时代的诞生，改变了人类社会传统的数据收集和传递的方式。这种方式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数据收集实现了爆发式增长。据互联网数据中心(IDC)统计，2020年全球数据量已经达到了35 ZB(1 ZB=10字节)，预计未来每两年会翻一番，到2025年数据规模将达到163 ZB，因此迎来了一个大数据时代。 大数据时代带来了改变世界的机会，首先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升级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人类技术进步的一个主线就是对人的各种能力的延伸，之前的科技革命解决了手、脚的延伸，而建立在大数据基础上的算法革命将大大地延伸人的智力，使人工智能达到一个新水平。任何科学革命和技术进步都会产生正负两方面的功能。大数据及人工智能发展无疑会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但也会引起一些负面的效应。更具体讲，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赋能经济社会各领域、各方面时，一方面会推动该领域或该方面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会引起该领域或该方面的新变化。当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被有实力的企业用来控制市场时，就会产生新的垄断问题，如价格歧视、价格合谋。当面对不同消费者时，拥有大数据优势的生产者可以凭借其数据垄断优势运用大数据定价算法制定不同的价格，从而形成价格歧视。 在不同竞争者之间，大数据算法的应用不仅可以在短时间内确认达成价格合谋的共性基础，还能够准确预测彼此的定价行为，并对价格偏离行为进行智能化识别，这就为价格合谋的形成和实施提供了便利条件，带来了更大的合谋风险。根据2017年欧盟委员会所做的一项调查研究显示，超过2/3的电子商务零售商使用大数据算法来跟踪和预测竞争对手的定价，并以此为基础调整定价策略。美国的亚马逊电商平台上，也有近九成的零售商在利用Buy Box算法来自动定价。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大数据算法也将逐渐实现自主学习，这就使得价格合谋可以在无经营者主观合谋意愿的情况下发生，甚至整个过程都不存在人为因素的参与，而完全是大数据算法自主决策的结果，合谋也就变得更为隐蔽。在此种情况下，反垄断执法机构就难以获取经营者合谋动机的证据，也就无法认定垄断协议的存在。即便可以认定合谋的存在，也不能根据本身违法原则直接认定其为违法行为，因为认定是需要鉴别包含在其中的技术创新效应，这会大大提升反垄断执法的难度，造成违法认定的困境。倘若可以认定这种价格合谋行为违法，那么在不存在经营者主观合谋意愿的情况下，合谋行为的违法责任应该由谁来承担？这种现象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他们从多个角度进行了研究。 Ariel和Maurice(2016)最早对大数据算法引发的价格合谋现象予以关注，并对这种新型的合谋进行了类型化分析，将其分为信使类、中心辐射式、预测型代理人类和电子眼类四种类型。OECD(2017)进一步梳理了引发算法价格合谋的大数据算法，即监督算法、平行算法、信号算法和自主学习算法，并指出垄断协议的认定困境给算法价格合谋行为的反垄断法规制带来了巨大挑战，提出应该采取事前并购审查、引入市场研究机制等补救措施加以应对。不过，也有学者对事前规制政策的实效性提出了质疑。Calyano等人(2018)就对不同事前规制政策的组合进行了分析，认为事前规制政策的实施会限制算法技术的应用，降低企业创新的积极性，不利于市场效率的提升。事实上，从理论上来讲，事前规制政策的实施可以有效预防合谋风险，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只是在实施的过程中必须兼顾大数据算法带来的技术创新效应，避免执法过度，而这还需要完善相关的法律规范和创新现行的执法手段，这也是目前各国反垄断执法机构所面临的共同挑战，也是规制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为此，Francisco(2019)的一项研究就提出算法价格合谋行为的规制还应该以事后的反垄断法规制为主，《欧盟运行条约》第101条规定依然适用于算法价格合谋行为的规制，但在执法过程中还需要积极嵌入定价算法孵化器等先进的信息技术。钟原(2018)梳理了算法价格合谋行为对我国反垄断法规制所带来的挑战，发现其主要集中在主体要件认定、主观要件认定和基本价值衡量三个方面。基于这些挑战，许多学者也提出了具体的应对思路和方案。李振利，李毅(2018)，施春风(2018)的研究都认为算法价格合谋行为的规制并不能脱离经营者的主观合意，因此垄断协议制度依然适用，并且经营者应该对算法的设计和应用承担责任。但也有部分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沈亮亮(2019)就认为在自主学习类算法价格合谋中，由于经营者不存在合谋的主观意愿，也就无法证明合谋协议的存在，因此垄断协议制度不再适用，经营者也不应该为此负责。相应地，大数据算法的设计者应该成为责任主体。时建中(2020)进一步指出虽然垄断协议制度不再适用于大数据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