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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颉的学术思想与桐城派文人的学术观念 桐城派是清代最著名的文学流派之一。该派文人中，姚鼐是核心人物，其文章理论、文学思想受到多方推崇，其学术思想也有较大影响。学术界对姚鼐的文章理论、文学思想关注较多，研究成果颇丰。但相对而言，对其学术思想有所忽略。实际上，姚鼐的学术思想与其文章理论、文学思想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说是其文章理论、文学思想的基石，而且是对桐城派思想、学术观念的集中反映。所以，非常值得深入分析与总结。 一、 施术缺乏正，程、朱不可视 姚鼐（1732～1815年），字姬传，一字梦谷。以书斋名“惜抱轩”，世称“惜抱先生”。少年时家境不佳，体弱多病，然一心向学，志向远大。伯父姚范和同里学者刘大櫆分别授其经学和古文义法。乾隆十五年（1750年）中举。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进士及第，授庶吉士。后补礼部仪制司主事，曾分别充当山东、湖南乡试副考官，还曾充当过会试同考官，并任过刑部郎中。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被选入四库全书馆充纂修官。在馆不到两年，即辞官归里。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起，直到嘉庆二十年（1815年）去世为止，将近40年间，始终是在书院讲学生涯中度过，先后在扬州、安庆、徽州、江宁等地，主讲于梅花、敬敷、紫阳、钟山等书院中。平生著述颇多，有《惜抱轩诗文集》、《惜抱尺牍》、《九经说》、《春秋三传补注》、《国语补注》、《老子章义》、《庄子章义》等，选编《古文辞类纂》等。 姚鼐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兼有方苞、刘大櫆之长。经由他及其所培养的众多弟子的努力，桐城文派走向鼎盛之期。除了文学贡献外，他也是位经学家，治经颇有心得和造诣。在学术思想方面，他以理学为宗，非常尊崇程、朱，但同时又能吸纳汉学考据之长，并不固步自封。 在姚鼐心目中，程、朱之地位犹如父、师。他说： 儒者生程、朱之后，得程、朱而明孔、孟之旨，程、朱犹吾父、师也。然程、朱言或有失，吾岂必曲从之哉？程、朱亦岂不欲后人为论而正之哉？正之可也，正之而诋毁之，讪笑之，是诋讪父、师也。且其人生平不能为程、朱之行，而其意乃欲与程、朱争名，安得不为天之所恶。故毛大可、李刚主、程绵庄、戴东原，率皆身灭嗣绝，此殆未可以为偶然也。 即程、朱之学可“正之”，但不能诋毁、讪笑，否则便是“诋讪父、师”，要遭天谴，毛大可（毛奇龄）、李刚主（李塨）、程绵庄（程廷祚）、戴东原（戴震）正因如此，才“身灭嗣绝”。可见他极为崇尚程、朱之学，不能容忍对程、朱的任何攻击，哪怕攻击者是前辈学者。 姚鼐之所以如此尊崇程、朱，主要是由于他认为程、朱之说最能继承孔、孟之统。他说： 论继孔、孟之统，后世君子必归于程、朱者，非谓朝廷之功令不敢违也，以程、朱生平行己立身，固无愧于圣门，而其论说所阐发，上当于圣人之旨，下合乎天下之公心者，为大且多。使后贤果能笃信，遵而守之，为无病也。 夫圣人之经，如日月星之悬在天上，苟有蔽焉则已，苟无蔽而见而言之，其当否必有以信于人。见之者众，不可以私意狥也。故窃以谓说经当一无所狥。程、朱之所以可贵者，谓其言之精且大，而得圣人之意多也，非吾狥之也。 即后人尊崇程、朱，并非是迫于“朝廷之功令不敢违”，而是出于对他们学说的信奉，因其说“继孔、孟之统”，“上当于圣人之旨，下合乎天下之公心”。而且圣人之经昭昭，“如日月星之悬在天上”，“不可以私意狥也”，所以说程、朱之言可贵，“得圣人之意多也”，非徇私之语。 此外，在姚鼐眼里，程、朱生平行止，“无愧于圣门”，可为道德楷模，这也是其值得尊崇的缘由。他说： 自秦、汉以来，诸儒说经者多矣，其合与离固非一途。逮宋程、朱出，实于古人精深之旨，所得为多……而其生平修己立德，又实足以践行其所言，而为后世之所向慕。故元、明以来，皆以其学取士。 可见程、朱注重“修己立德”，以实际行动践行己之主张，值得后人向往。值得注意的是，姚鼐这样说，并非空发议论，而是有其针对性的。他是鉴于当时的一些士子，或不学无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或仅将研习程、朱作为参加科考求取功名的工具，以此得到富贵，故有感而发： 数十年来，士不说学，衣冠之徒，诵习圣人之文辞，衷乃泛然不求其义……闻耆耇长者考论经义，欲掩耳而走者皆是也。风俗日颓，欣耻益非其所，而放僻靡不为。……鼐少时见乡前辈儒生，相见犹论学问，退习未尝不勤，非如今之相师为也。所谓“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者欤！ 利禄之途一开，为其学（按指程朱理学）者以为进趋富贵而已。 所以姚鼐之“向慕”程、朱，是有现实考虑的，并非仅出于对程、朱在学理上的认同。 正由于姚鼐崇信程、朱学说是基于其最能继承孔、孟之统，并有现实关怀的成分在内，故而他之于程朱理学，并非亦步亦趋，可以说既不盲目崇拜，也不教条吸纳，而是能以清醒的头脑较为客观地看待其优劣短长。如他认为程、朱确系“得圣人之意多也”，但非百分之百正确，如果发现其解释有不合圣贤之意处，后人是可以舍弃或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