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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初疑经思潮的演变 宋代庆历之后，这本书发生了吸引人的变化。南宋初年的陆游说:“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论孔安国、郑康成。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尚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乎论经,况传注乎?”汉唐以来群儒固守,不敢稍加怀疑的“传注”遭到了猛烈攻击。传统的章句训诂之学被否定了,神圣不可侵犯的五经本身也逃脱不了或疑、或讥、或毁、或黜的命运,走上“凌夷衰微”的末路。在熙宁变法中充当保守派首领的司马光面对这“疑经惑古”的局面,愤愤地说:“后进后生,口传耳剽,读《易》未识卦爻,巳谓《十翼》非孔子之言;读《礼》未知数篇,己谓《周官》为战国之书;读《诗》未尽‘周南’,巳谓毛、郑为章句之学;读《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谓《三传》可束之高阁。”一代青年知识分子普遍感染上了怀疑症。一代学者名流如欧阳修、苏东坡、王安石等人不信经典、攻击传注不遗余力。这股疑经思潮怎么会形成的?它对宋代程朱理学的形成有什么关系?在哲学史上占有怎样的地位?本文拟从经学的演变角度来分析一下宋代理学的形成。 宋代的疑经思潮发源于唐代。 唐代成伯璵著《毛诗指说》一卷,以为毛诗序首(即“关睢”篇之序文)并非孔子亲作,而是子夏所传,其余是毛苌所续。此说是新创,但没有凭据。这超出了汉传经家法的范围,开了宋代知识分子“蹈空说经”之先河。唐啖助撰《春秋统例》六卷,说《春秋左氏传》“叙事虽多,释意殊少,犹不如《公羊》、《谷梁》之于经为密。”《左氏春秋》是汉唐以来解释《春秋》的权威,被啖助一下给否定了。啖助的弟子赵匡、陆淳继续治《春秋》,著有《春秋微旨》、《春秋集传辩疑》,摆脱三传旧说的拘束,专凭己意,推断孔子作《春秋》的“微言大意”。啖助一流学术上证据极少,而旨意在于借“经”来矫时代之流弊。范文澜说:“啖助等人不顾经学家法和朝廷功令,独自抒发见解,虽不合经学规矩,都为宋学开风气之先。啖助、陆淳的创始精神在经学史上应该是值得注意的变化。”这个评价是十分恰当的。 成伯璵、啖助一派怀疑《诗》、《春秋》之传注,尚不敢疑经典本身,这股疑传注思潮在唐中叶后还只是涓涓细流。绝大多数儒生迫于功名利禄和强大传统思想的束缚,根本不敢越出孔颖达的《五经正义》和颜师古《五经定本》中确定的汉魏以来诸儒注疏范围。这种情况一直到宋初都没有什么大变化。清末经学大师皮锡瑞说“经学至唐以至宋初,已陵夷衰微矣。然笃守古义,无取新奇,各承师传,不凭胸臆,犹汉唐之遗也。” 宋初,刘敞再开怀疑之风,于是,庆历后又从怀疑汉唐传注发展到直接攻击经典。王应麟在《困学纪闻》中说:“自汉儒至于庆历间,谈经者守训诂而不凿,《七经小传》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经新义》行,视汉儒之学若土梗。”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说:“元祐诸公,排斥王学,而伊川《易传》,专明义理;东坡《书传》,横生议论。虽皆传世,亦各标新。排《系辞》谓欧阳修,毁《周礼》谓欧阳修与苏轼、苏辙,疑《孟子》谓李斠、司马光,讥《书》谓苏轼,黜《诗序》谓晁说之,皆庆历及庆历稍后人,可是见风气实然,亦不独咎刘敞、王安石矣。” 宋代疑经思潮之所以风靡于庆历、元祐之际,这是三方面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一是以五经为主干的传统训诂章句之学已经衰微僵化,奄奄待毙,只等待怀疑思潮来清除这堆腐朽的圾垃;二是极尽思辨哲学之能事的佛学,尤其是中国化了的禅宗、华严宗对专注章句训诂的经学的不断进攻;三是宋庆历改革、熙宁变法失败后激化了的社会阶级矛盾和统治集团内部的争纷,暴露了传统经学的衰败无能。下面分别加以分析。 汉唐以五经为主干的章句训诂之学由于自身的僵化而陷于绝境。五经形成于殷、周、春秋之际,相传孔子删定,文字简单,词义古奥含混。它们如何能满足不同时代、不同政治集团的非常不同的现实需要呢?这就得靠每个时代的儒学大师按不同的政治需要所阐发的经学了。适应着西汉政治大统一的需要,经学大师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样,经董仲舒阐发的经学就成为官方正统意识形态。董仲舒把盛行于秦汉的阴阳五行学说引入儒学,开纬迷信烦琐一路。《汉书·儒林传·赞》曰:“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寝盛,支叶繁滋。一经说至百有余万,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魏晋南北朝,社会动乱,经学几经衰微,几经复兴,佛道终不能完全夺取经学的正统地位。唐太宗统一海内,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永徽四年,颁孔颖达《五经正义》于天下,自唐至宋,明经取士皆遵此本。然一代儒宗的孔颖达全袭旧文,毫无创新,这叫“注不驳经,疏不驳注,不取异义,专宗一家”的经学惯例。开元八年,国子司业李元瓘上言:“三礼,三传及毛诗、尚书,周易等,并圣贤微旨,生人教业。今明经所习,务在出身。咸以《礼记》文少,人皆竞读。《周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