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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谈判势力与中间品关税政策研究 ? ? 龙剑军 (重庆工商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重庆 400067) 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加深，各国之间的贸易合作与产业联系日益深化，产品内贸易和产业内协同已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特征，以产品内分工为基础的中间品贸易对全球贸易举足轻重，已占到贸易总额的2/3[1]，对中间产品贸易的研究越发受到关注。 推进国际贸易自由化有利于提高世界整体福利和增进各国人民的福祉，然而近年来，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贸易保护主义逐渐抬头。特别是2018年以来，美国单方面挑起的贸易争端不断影响国际贸易环境，矛头直接对准中国，自2017年启动“301调查”，此后又多次加征关税、限制投资，打压中兴、华为等高技术企业的发展。中美贸易关税战是一种双输的结果，对两国经济、就业和世界经济造成巨大的冲击[2]。在美国加征关税的产品中，大部分为中间品[3]。那么中间品关税政策如何影响社会福利？中间品的定价权对其关税政策有何影响？企业进入市场的先后顺序是否会影响中间品关税政策和贸易国的社会福利？基于上述问题，本文尝试通过构建两国贸易博弈模型予以解答。 与本文相关的文献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聚焦关税加征或减让对宏微观经济、社会福利的影响的文献。加征关税虽然能够提高相应产品的生产，但会提升产品价格，最终转嫁到国内消费者[4]。加征关税虽提高有关国家的短期福利，但损害世界总福利，最终导致全球贸易摩擦纠纷的此起彼伏[5]。樊海潮和张丽娜[6]指出，在中美贸易中中间品在两国各自进出口中占主要部分，美国加征关税会导致中美两国福利恶化。崔琨和施建淮[3]认为，相较于最终品，中间品价格扭曲更大程度影响国家经济波动和福利损失。林善浪等[7]实证分析了中间品关税减让对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影响，发现进口中间品关税减让能够促进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提升。徐博等[8]验证了中间品关税减让可以延长一般企业的前后向价值链生产长度。不少学者还研究了中间品关税减让对提高生产率[9]、企业研发水平[10]、产品加成率[11-12]及产品质量[13]等方面的促进作用。 二是聚焦中间品生产企业谈判势力对中间品贸易政策影响的文献。自Brander 和Spencer(1985)开创性地分析了双寡头产量竞争时的最优出口政策以来，不少学者先后探讨了寡头企业价格竞争[14-15]、混合竞争模式下[16]的战略性贸易政策，也有学者分析了国家之间政府承诺能力存在差异[17]、企业存在成本差异[18]、成本或需求信息不对称[19]等不同情况下的最优战略性贸易政策。国际分工的专业化加速了产品内贸易的发展，中间品贸易也成为国家贸易政策选择必须考虑的因素[20]，中间品定价对贸易政策变化的影响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密切关注[21-22]，谢申祥等[23-24]]引进谈判势力因素，并讨论了其对贸易国家最终品出口政策的影响。王兴棠和李杰[25]通过构建谈判博弈模型，研究发现产业链上游市场垄断势力的提升会促进下游企业的国际研发合作。 查新可知，已有文献在以下方面有待补充：一是主要侧重于运用实证分析中间品关税的加征或减让对宏微观经济的影响，较少运用数理模型刻画中间品关税政策对贸易双方的社会福利影响。二是鲜有文献考察中间品生产企业谈判势力对贸易政策作用，在已有的为数不多研究中间品谈判势力对贸易政策影响的文献中[23-24]，均聚焦对最终品关税政策研究，忽视了中间品谈判势力对贸易国的中间品关税政策决策的分析。为此，本文沿用文献[24]的主要研究思路，构建拥有一体化企业和中间品生产企业的D国和拥有依赖D国中间品进口的最终品生产企业F国在第三国市场的产量竞争博弈模型，分析了企业同时或先后进入市场情形下中间品生产企业的谈判势力对两国中间品关税决策的影响。 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有别于大多数文献聚焦最终品关税政策研究，从中间品出口补贴和进口征税的视角分析了中间品生产企业的谈判势力对中间品进出口关税政策的影响。不同于文献[24]论证了谈判势力对最终品税收政策的巨大影响，本文发现仅当依赖中间品的最终品生产企业所在国家单边实行贸易干预政策时，中间品生产企业的谈判势力才对税收政策有影响，而当拥有一体化企业和中间品生产企业的国家实行贸易干预政策时，谈判势力不会对最终的关税政策决策产生影响，但对各国社会福利的多少有影响。二是中间品进出口关税政策、贸易国家社会福利是否得到改善与企业进入市场的先后顺序密切有关。最终品生产企业所在国实行单边干预政策时，实行进口补贴或进口征税与最终品生产企业是否先进入市场息息相关；一体化企业所在国家先进入市场并不一定会使国家福利得到改善，可能陷入“囚徒困境”。 1 模型构建 假设D国、F国生产的最终品全部出口到第三国进行Cournot竞争。其中，D国拥有完整产业链的一体化企业d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