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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空间扩张与经济增长空间扩 一 宏观政策下,美国经济规模在提高 恩格斯的宏观理论为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成功。最著名的案例是美国的“罗斯福新政”。美国政府采用了凯恩斯国家干预经济的需求政策,应用财政、信贷杠杆对宏观经济进行调节,医治市场机制造成的生产过剩、供过于求的市场失灵,即通过刺激总需求带动生产。“新政”的实质是一方面实行赤字财政和发行债券,调动闲置资本用于生产和消费;另一方面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以刺激投资。“新政”从1933年开始实施,延续到1938年,美国政府总支出1929年为100亿美元,1933年为130亿美元,1936年增加到150亿美元。政府投资带动了私人投资。三年后,国民生产总值上升了50%。“罗斯福新政”确实缓解了经济危机,促进了经济复苏,在实践上宣告了古典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时代的终结,并开创了现代的有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的新时代。随后,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在美国政府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二战期间,政府投资扩大到1,030亿美元,总需求的增加剌激了总支出,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增长,失业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为美国其后确立世界超级大国地位奠定了物质基础。在凯恩斯“新经济学”的主宰之下,美国经济从此一路升高。到上世纪末,国内生产总值(GDP)比世纪之初增长了16倍以上。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及其政策显示了极大的效用。 凯恩斯理论指导我国制定宏观调整政策,曾有过两次成功实践。 一是1994年至1996年抑制通货膨胀、实现经济“软着陆”。1992年、1993年、1994年我国GDP增长速度分别达到14.2%、13.5%和12.6%,这主要是由于投资超高速增长拉动的。这三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分别增长44.4%、61.8%和30.4%。与此同时,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上升到13.2%(1993年)、21.7%(1994年)和14.8%(1995年)。1993年下半年,中央政府针对房地产和开发区热、金融秩序混乱、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并引发通货膨胀等问题,实行了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抑制总需求,使通货膨胀得到控制,过高的物价涨幅逐渐回落,1996年降6.1%,1997年降为0.8%。由此,经济增长速度缓慢回落,1995、1996、1997年经济增长速度分别为10.5%、9.6%、8.8%,即回到了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速合理区间的上限之内,没有出现大起之后的大落,第一次实现了经济“软着陆”,使国民经济能够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二是1997年下半年以来到2003年9、10月份,有效地抑制了通货紧缩趋势。1997年10月,中国物价水平开始负增长,经济不景气开始漫延。为遏制进一步萧条,1998年初,中共政府针对有效需求不足和通货紧缩趋势问题,采取了增加投资、扩大内需、刺激出口等措施,并在下半年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增发国债1,000亿元,并配套增加1,000亿元银行贷款,主要用于农村水利、交通通信、城市公共设施、城乡电网改造等方面的基础设施投资,由此带动经济景气回升。1999年和2000年又分别增发国债1,100亿元和1,500亿元。除投入基础设施项目外,还增加投入,用于重点行业、重点企业、重点产品的技术改造以及科技、教育,采取鼓励民间投资、增加公务员工资、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等启动消费需求的政策措施。在国际贸易方面,采取了提高出口退税率等鼓励出口的措施。这些政策剌激了总需求,缓解了通货紧缩趋势,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 尽管用凯恩斯理论治理中国的通胀和通缩都积累了经验,但是我们所面临的宏观经济走势却有了新的变化。2003年,中国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这标志着我国已从低收入国家进入中低收入国家行列。国际经验表明,这往往是经济发展的十字路口。要么可以保持一个较长时间的经济快速增长实现国民经济整体素质的明显提高,顺利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要么被各种利益冲突困扰,结果走向贫富悬殊、失业激增、社会矛盾激化而使经济社会徘徊不前,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和倒退。在这“黄金发展”和“矛盾凸现”的并存期,政府干预面临新的调整。 三 政府调控与地方保护主义的关系 进入新一轮经济增长阶段,凯恩斯国家干预政策在我国的现时效用将逐步增强,与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切合度会显著提高。分析我国现实的宏观经济发展水平,可以找到这一趋势的支撑理由。 在投资主体上,由过去政府和国企主导正转向民营投资为主。自从2003年以来,凡是需求增长快的领域,民营企业大都蜂拥而入。“国退民进”进程加快,使过去那种由政府部门派出若干工作组到全国各地监督地方政府和国企的项目下马的作法,已经失灵。市场调节对配置资源的作用增强。凯恩斯需求国家政策强调通过扩大投资来刺激消费。过去我们说凯恩斯需求国家干预在我国效果不佳,其主要原因在于政府投资未能带动民间投资。而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