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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早期南方宗族组织的演变 近代中国宗族是宋元以后逐渐形成的宗族组织的发展和延续。这种宗族是已经分裂成个体家庭的同一个男性祖先的子孙, 以血缘关系为纽带, 用祠堂、族谱与族田联结起来, 世代相处在一起, 聚族而居的一种社会组织, 也称家族。族长是宗族的最高首领, 是宗族权力的最高主宰者;族田是宗族赖以存在的物质条件, 从物质上团聚宗族;祠堂和族谱用以尊祖敬宗, 强调血缘关系, 规定族规族法, 从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方面维系宗族组织。这种宗族组织形态自宋形成以后, 逐渐规范化、制度化, 在明代和清前期发展到了顶峰, 成为民间社会 (尤其是南方) 的组织模式, 往往一个村落就是一个宗族, 有的几个同姓村落组成一个大的宗族。鸦片战争以后社会巨变, 宗族组织开始走下坡路, 其势渐衰, 但直至全国解放前, 仍有一定势力, 并基本上还保留了宋明时就形成了的形态结构的主要特征。 近代早期 (1840~1919年) 宗族在外国入侵和内部战争的打击下, 在近代化的冲击下, 传统的宗族组织发生了一些局部的、渐进性的变迁。变化虽微, 但却打上了近代化的烙印, 因而大异于以往改朝换代或战乱过程中出现的变化。本文将从族人离散、族规或族谱演变、宗族功能变迁等三个方面来揭示近代早期南方 (秦岭淮河以南) 宗族的新变化。 一、 第二,战争频发,宗族等小环境恶化 安土重迁的中国人在宗族组织的框架下, 是极其反对族人任意流动的。首先, 为保证宗族血缘关系的纯洁性, 宗族族规都禁止异姓或异宗流入本族, 也不许本族人向外流动。其次, 宗族势力为了将族人附着在土地上, 不致离散, 禁止族人自由流动, 尤其是舍本逐末, 向城镇流徙。南海庞氏宗族规定:“累世乡居, 悉有定业。子孙不得移家住省城。”族人一般只在天灾人祸相加, 宗族无以维系的情况下才会出外乞生, 这种情形在以往的改朝换代的乱世中经常发生。但近代早期的族人离散则因封建王朝的衰落、西方的入侵、近代化的启动而显得与以往有所不同。 自然经济的解体是族人离散的基本原因。传统的中国农民在有限的小块土地上, 只有辅以纺纱、织布等副业才能勉强维持生存, 保持一种脆弱的简单再生产的平衡。鸦片战争后, 西方国家的廉价工业品倾销到中国市场, 使这种自然经济逐渐解体。“自洋布洋纱入口, 土布销场遂滞, 纺绩稀少, 机轴之声几欲断矣。”结果, “农民就入不敷出, 则农民不能不求副业——当苦工——于都市”, 原来的正业农耕变成了副业, “于是从前农业原有的和平安定之空气, 为之一变, 农村就无形中被破坏了”(P119)。这种恶性循环形成后, 农民离村现象就更频繁了。据《凤台县志》记载:“民性不恋土, 无业者辄流散四出, 谓之趁荒, 或弥年累月不归, 十室而三四。”简单再生产的脆弱平衡被打破后, 大量农民被抛出宗族经济之外, 为谋生计, 不得不另走他途, 在此过程中, 族人离散了。 在天崩地解的时代大环境影响下, 宗族小环境恶化。宗族地主与下层族众的矛盾、大宗族与小宗族间的矛盾激化。在矛盾的纠葛冲突中, 一些族人被迫离开宗族。如湘赣哥老会首领马福益“祖籍湘潭”, “世代贫寒, 其父大良, 佃同族某的田地耕种, 后被迫退田”, 只得出走他乡, “转佃醴陵西乡瓦子坪傅某地主的田为生”(P218)。由于贫穷的小姓人家, 总是受大姓人家欺侮, 这些势弱宗族诉讼无门, 就会走上一条反常规的道路。参加1892年萍乡哥老会起义的三大王黄仁伢, 就是为了替黄家报仇, 才被迫离开本族加入哥老会的。 近代早期, 内外战争绵延不断, 一些宗族在战争中受重创, 祠毁族散, 屡见不鲜。由北宋范仲淹首创的范氏义庄, 在太平天国期间, 族田、义庄、祠宇与书院共毁, 族人或死或散。定阳张氏宗族“咸丰季年, 粤贼肆毒, 杭城两陷, 吾族居会城者半罹于难”, “而族人之分居他处者也或同遭斯厄”。另一方面, 清政府为了应付一连串的战争, 不得不从各省募兵并放任地主官僚组建地方性的武装, 如湘军、淮军等。这些来自民间的武装具有浓厚的宗族色彩。每次战争结束后, 清政府就将这些兵勇解散, 湘省“自江南大功告成之后, 遣散之勇以数十万计, 多系犷悍久战之士, 不能敛手归农”。这些因战争需要从各宗族中招募的兵勇, 从军既久, 习于游惰, 当其被解散时, 就成为被社会所抛出的一群, 已不能回到原来的宗族中去敛手归农了。 辛亥革命前后, 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反思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 针对宗族制度, 他们提出了“祖宗革命”、“家族革命”、“家庭革命”的口号。他们指出宗族制度为万恶之首, 是导致自由死、国权死的祸端, 是中国进步发达的严重障碍。他们认为崇拜祖先是一种迷信, 他们号召的“祖宗革命”的内容, 就是要平坟墓和火神牌, 将修祠、立牌、祭祀、厚葬等统统废掉。这些思想对当时的中国社会起到了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