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书宋书》中的隋末种群传.docxVIP

《唐书宋书》中的隋末种群传 一、 《隋书》中的“增加了”是一个自明的结构,一个是相对于现有结构的见表3 钱大轩在《22世纪的不同历史》一书中对宋起到了很好的关注。 案:徐爰《宋书》今已失传,据此表,知列传托始桓玄,兼及谯纵、卢循、司马休之、鲁轨、吴隐之、谢混、郗僧施、刘毅、何无忌、魏咏之、檀凭之、孟昶、诸葛长民诸人,盖沿陈寿、范蔚宗之例,而沈约非之。自后南、北八史列传,只述开国功臣,胥用沈法。至新、旧《唐书》乃复遵两汉之例,以李密、王世充等列于功臣传之前矣。①1 沈约在南齐永明年间修《宋书》时,将原本收于徐爰撰刘宋国史中的桓玄、卢循等晋末群雄列传删除,这是乾嘉学人如王鸣盛、赵翼等都注意到的②2。但唯有钱大昕的眼光没有止步于这两部书的具体关系。如上引文,钱氏既敏锐意识到这是一个关于中国古代历史书写的结构性问题,又对于这一结构在自两《汉书》至于新、旧《唐书》之间的整体变动情况做了简洁明快的描述。毫无疑问,这背后有一种真正的“历史学”眼光。 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在钱氏上述议论的启发之下,笔者也曾经对于汉唐间“纪传体王朝史”③3中“开国群雄传”的成立与缺失情形有所论列,并主张其与“起元”一起,在汉唐间对于皇帝权力起源的历史书写中,作为一组联动装置而承担了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折射出这一时期皇帝权力起源正当性之转换①4。不过所论推衍的主要限于钱氏上述议论中“胥用沈法”之前的部分,对于最后一句涉及“新、旧《唐书》”的内容则未及详论。本文将把目光集中于此,来讨论《旧唐书》中的“隋末群雄传”。不过因学力和史料所限,文中不少环节尚止于推测,故名“臆说”,尚乞方家赐正。 中国古代皇帝权力的暴力起源,导致在书写王朝之开国史时(无论是作为“国史”还是作为“前代史”),无法回避那些曾经“不奉正朔”而与之争夺天下的前代王朝之末世群雄。就李唐王朝而言,本身是在扫平、收伏隋末群雄的过程中方才得以成立的;在对于李唐皇帝权力起源与王朝成立过程的历史书写之中,当然也就不能缺失对于李密、王世充、窦建德等人事迹的记述。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在“唐书”这样的纪传体王朝史中,就理所当然的要采用“开国群雄传”这样的方式来书写隋末群雄。如钱大昕所指出的,在汉唐间的纪传体王朝史书写之中,开国群雄传只是可能的选项之一;从“南、北八史”到“新、旧《唐书》”,开国群雄传发生了自缺失到存在的巨大转换。这提示我们,《旧唐书》中的“隋末群雄传”,绝非一个自明的结构,而必有其形成过程。而这又与《旧唐书》的史料来源问题密切相关②5。 二、 代十国修《隋书》的立传 让我们首先来观察一下《旧唐书》“隋末群雄传”③6的基本情况,列如表1。 如上表所示,《旧唐书》卷53～56的书写对象为以李密、王世充、窦建德为代表的隋末群雄。虽然其中亦有终降唐者,但与李唐王朝的“创业之主”李渊之间,可以说总体上并不存在原初性的君臣关系。又如卷数排列所示,这些隋末群雄之列传在整部《旧唐书》中占据了一个特别的位置,集中编排于《本纪》与《后妃传》之后,“诸臣传”之前。钱大昕所谓“以李密、王世充等列于功臣传之前”,是一个非常准确的描述。本文则将其称为以“开国群雄传”面目出现的“隋末群雄传”①7。 然而问题在于,这样的结构是否就是五代修《旧唐书》的原貌呢?如所周知,今本《旧唐书》并非五代旧刻完帙传世,而是祖于明嘉靖年间重刻的闻人诠本。其书《闻人诠序》称“弭节姑苏,穷搜力索,吴令朱子遂得列传于光禄张氏,长洲贺子随得纪、志于守溪公,遗籍俱出宋时模板”②8;《文徵明序》称“先是书久不行世,无善本。沈君仅得旧刻数十册,较全书才十之六七。于是遍访藏书之家,残章断简,悉取以从事。校阅惟审,一字或数易”③9。但文字上与现存南宋绍兴残本又间有异同④10。对此有人认为系“别据一宋刻”,也有人认为系其所据宋刻不全而用抄本补缺所致⑤11。无论如何,就严格的版本意义而言,以今本《旧唐书》有“隋末群雄传”而断言五代修《旧唐书》亦当如此,这中间存在着逻辑上的缺环。欲判断五代修《旧唐书》中是否立有隋末群雄传,在今本之外,尚需在五代两宋史料中寻找相关证据。 五代修《旧唐书》虽题“臣刘昫等奉敕修”,然主要工作是在其前任赵莹主持下完成的。《册府元龟》卷557《国史部·采撰三》载后晋天福六年(941)四月监修国史赵莹奏曰: 臣与张昭等共议所撰唐史,祇叙本纪、列传、十志。本纪以纲帝业,列传以叙功臣,十志以书刑政。①12 即提出了计划修撰的唐史之范围与规划,其中“列传以叙功臣”一句似乎表明隋末群雄不在其列传书写对象之内。不过从奏文其后赵莹对于这一句的具体解释看来,只能说是一个笼统的原则性表述,也与其对于修史所需唐代后期史料的搜集计划相关②13,不能据此认为赵莹所监修“唐史”之列传只有“功臣”而不及其他。就像“十志”的内容也不会仅仅包括“刑政”一样。今本《旧唐书》列传部分在